“住得偏小”：改善与入市
看起来，对企图将人彻底经济理性化的“住房即资产”，城市青年有着本能的拒绝。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居住理性”便能据此看清资本的面目，拒绝市场的诱惑。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购买住房为的是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体面生活。实际上，这种“好日子”的生活逻辑，远比“住房即资产”这一类的经济律令更为有效。正是它推动城市青年持续进入住房市场的轨道，欣然接受资本剥夺。
也许有人会说，对“好日子”的理解，城市青年肯定比上一代人来得宽泛，由此形成的生活样式，也更为多样。这样的乐观，明显低估了居住问题对青年人的影响力。在被询问“如果今后5-10年，您和家人的收入将稳步提高，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您首先会做的是什么”时，39.7%的城市青年选择了“买更好更大的住房，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而在访谈中，当被问及未来五年的打算或将来的理想生活时，受访者的回答也多是不假思索的一句——“买更大的房子”。那么，是不是这些人目前的居所太小，理应“改善”呢？情况恐怕并非如此。
调查显示，对那些已经购买了住房的人来说，无论其实际的居住面积是多少，一个普遍的感受就是“住得偏小”。其中，居住面积为96-110㎡的群体，感到“住得偏小”的比例为50.9%，而在住130㎡以上的人群中，仍有27.8%的人觉得“住得偏小”。与之相应，在尚未购买住房的城市青年中，希望住111㎡以上的人占36.1%，而愿意住50-80㎡的——这一般是政府提供的经适房的面积，仅占4.7%。也就是说，即便他们中的大多数住进了经适房，也不会对居所感到满意。
于是，在目前这一套“居住理性”中，无论收入多少、目前的居住面积如何、是否拥有产权房，都不能真正消除“住得偏小”的感受。这意味着，这一感受，与其说是由实际居住面积而来的需求，不如说是弥漫在社会之中的一种普遍的情绪或欲望。这一情绪或欲望的来源，绝不简单。它既包括了主流媒体对“何谓居家”的极力鼓吹，广告在推销商品时对居住的种种暗示，也包括了房地产商持续更新的“家”的标配——“两个洗手间”“衣帽间”……。它既来源于家门之外，不断升级的生活压力，使得青年越发希望在家里拥有更多的空间以便“任性”；也是因为有活力的社会空间持续萎缩，越来越多的生活内容被“强行”塞回了居住空间。“自己的书房”——公共图书馆太远，“自己的停车位”——小区停车位太少，“自己的游乐室”——孩子出去玩太不安全，“自己的别墅”——邻居太吵，所有这些对居住空间的新需求，也就变得大受欢迎。如此一来，实际的居住空间恐怕永远只能“偏小”，因为在生活压力、媒体和房产商的指引下，城市青年感受拥挤的能力，始终飙升得更快。
如果说这种感受力构成了对“好日子”的持续否定，那么它也构成了相当一批城市青年前赴后继、积极入市的动力源。正因为如此，在城市青年中，最关注楼市状况的，并非房地产商们宣称的“刚需人群”，而恰恰是那些购买了首套房，可以在商品房市场中，掌握时机，运用公积金贷款，以小换大，不断扩大居住面积的群体。对他们来说，住房从来也不是彻底的资产。然而，将既有的居住面积及时投入市场，加以“扩大”或“改善”，却是其参与市场、在资本竞争和生活重压下保护自己和家人，维持“好日子”的主要方式。
对此，最敏感的自然是房地产商。近年来，他们的宣传对象已经从之前努力论证的“刚需人群”转移到了这一批数量巨大、有待开发的“改善性人群”之上。政府和媒体当然也是鼎力相助。这不光表现为改善性住房政策的适时出台，也表现为在这一政策中，居住面积成为“改善”的唯一标准。
然而，上述分析已经说明，实际居住面积的增加，并不能真正解决由公共生活的困境所导致的“住得偏小”的焦虑感。更可能的情况倒是，当“居住的改善”被一味定义为“面积的增加”时，所有造成“住得偏小”的社会公共问题，都被转化为小家庭理应承受的赤裸裸的经济压力，以便买房买车，凭一己之力最终过上“好日子”。而如此奋斗的轨迹，既成为后来者向往和模仿的对象，又往往构成更新一轮的社会压力。
篇幅所限，此处我们讨论的只是“居住理性”较为基础的一个方面，即在制度、媒体和市场的合力之下，城市青年形成了何种理解资产、住房、居住面积乃至“好日子”的“居住理性”。显然，这一理性，虽能依照生活的直觉，否定“住房即资产”的虚构，却又很容易在其“有限的洞见”中，同样按照“好日子”的逻辑，陷入资本的迷局。
（本文所引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于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2012年5-6月进行的“《上海市青年的居家生活状况》调查”，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