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当今社会异质化和社会分层的固化，社会动员主体呈现多元态势，党政组织力量进行社会动员的能力因单位制管理体制的解体和市场分配机制的出现而趋于弱化。面对异质社会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存在脱节的现实，传统社会动员机制已很难对多元化社会主体进行广泛而有效的整合，并采取一致的社会行动，传统社会动员机制面临挑战。
不改变传统社会动员机制，不改变传统社会动员思维和方式，不可能使社会成员基于共同责任意识和组织能力达成内聚（团结）从而形成公共选择，最终也不可能将多元主体力量的参与纳入程序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现代社会动员体系当中。
传统社会动员机制面临的现实挑战
传统社会动员机制，是指党政权力调动社会中的资源、人力、意识形态号召力，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目标的一系列制度形式。它的存续，需要两个制度保障条件：第一，只有在一体化社会结构条件下，它才能发挥“一呼百应”的社会整合作用，并高效运作；第二，只有在国家掌控资源和资源分配体系下，它才能达到“倾举国之力”的动员效果。因为，传统社会动员机制是以党政机关自上而下的层级式单向推进为主，并通过经济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制度形式——（城市）单位制、（农村）集体化生产和再分配形式所形成的被动性社会纽带，来启动动员机制并发挥动员作用。
一般地讲，传统社会动员机制主要采用两种制度化动员方式：一种是发动党政组织力量，调动社会中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意识形态，实现某一政治、经济、社会目标；另一种是将体制外社会力量整合为体制内的动员力量，亦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其进入动员体系当中。
当今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变，对传统社会动员机制构成现实挑战。首先，社会成员共享价值的形成需要社会成员参与和沟通，多元价值观的不断发展和成长，致使传统的政治动员（运用宣传工具、思想教育和榜样示范等途径对民众进行旨在强化政治认同的动员）在降低政治认同分歧、减少协调差别、增进政治共识上，处于被动性的认同和归属状态。其次，体制外的资源发展和资源分散化，导致多元利益群体的出现，并促成社会分层的固化和复杂化，使传统的经济动员的“集中力量”功能下降，但依靠体制力量还不至于影响到“办大事”的能力。在计划体制下，经济动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国家治理方式，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社会动员模式的优势。再次，社会自主自治空间不断扩大，社会成员的自主性、异质性、依赖性及流动性都发生了变化，这使得社会整合越来越困难，并且，党政动员与社会化动员之间的关系变得交错复杂，有时甚至演变为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
进一步讲，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社会动员主体的分化和多元化。社会成员在职业、收入、居住和生活方式等领域个人选择增加，对单位的依赖减弱，个人发展的途径出现多元分化。这改变了社会结构分布状况，经济社会领域出现分化，民间社团也开始出现。同时，社会资源的分散造成权力的分散，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利意识不断得到强化，社会结构与社会动员媒介的多样化也促成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换言之，传统社会动员机制的社会基础或制度保障条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多元动员主体的发展和成长，不仅分享对社会资源和社会活动空间的支配，也直接参与社会发展的目标定向和价值分配，并通过各种形式影响国家政策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社会化动员进入一个社会成员共享利益与共享价值的建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