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动员机制的基本理念
尽管社会基础已经发生结构性巨变，传统社会动员机制却没能做出结构性调整。与计划经济时代的革命动员不同，在市场化改革时期，党政群组织及其派生的社会组织，继续承担组织领导、社会控制和统战工作，革命动员被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动员所取代，后者承担着激发社会经济活力、提供公共产品、承担行业监管、协调社会利益代表等新功能。传统社会动员机制用传统的组织领导方式进行管控，比如，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多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团体以及已有的民间组织，基本上是采取行政的控制和管理。另外，国家包办社会事务的趋向仍在不断强化。随着税收能力与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各级政府凭依强大的经济实力，有能力通过经济手段来“发动群众”以组织社会和动员社会，实行渗透性极强的动员方式，比如网格化管理。随着国家功能进一步向社会扩散，原先由社会解决的事情，大都转由政府包办；原先由民间社会组织举办的活动与承担的社会功能，亦由政府包办和承担下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开始参与政治并试图在公共社会中发挥作用。从单位制社会到多元化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工和利益群体多元化发展的过程，但多元化带来的并不是社会权利规范的适应性调整，这使得社会整合越来越困难。也就是说，初级社团如基于家庭、血缘、地缘等纽带连接起来的社会共同体，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团体的功能作用，但新的利益群体和社会团体又无法找到维护权利的协商平台，且在共享利益与共享价值上，难以实现公共认同。因此，社会动员直接影响到政治体制的发展。事实上，经济社会多元化发展引起的政治参与要求使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变得如此迫切，以至于体制外的参与行为对传统社会动员机制越来越具有一种解构能力。简言之，社会化动员所带来的政治参与要求与传统社会动员机制的不开放形成强烈的反差。
也就是说，面对社会动员主体的复杂化，传统社会动员机制没有做出适应性调整，并致力于社会动员的制度化与法治化建设。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追求全民动员方式。一方面，全民动员带来了惊人的效率和惊人的规模，但另一方面，社会化动员所带来的不同利益诉求和不同意见，并没有得到反映和集中。事实上，传统社会动员是由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来实现的，它轻视社会组织化的程度，无视变化了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整合条件。
强化传统社会动员机制。这种动员机制将党政所有的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都投入到社会动员体系当中。比如，在农民工、城市自由职业者和私营企业主等群体当中，实施党政群组织介入，加强他们的政治认同；对社会抗争采用强制力管控方式，造成资金投入和社会资本投入不断升高。
加强政治认同。这种政治认同的强化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之中，主要通过领导大众媒体来贯彻。比如，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强化和对互联网等社交媒体的管控，达到“建构‘共意’”的标准化和一致化目标；要求党政领导干部更多地倾听民意，增加对社会动员的回应等。
“群众运动式”动员模式。这种动员模式以公权力为支撑，以自上而下层层节制的行政强制力来维持一种非常态化的社会管理秩序。其特点是党委有效领导、政府全面主导，包括“公域”和“私域”在内的社会一切领域都由公权力强力介入，力图使所有社会资源和社会空间都处于国家的高度垄断之中。
社会动员非程序化。社会动员的目标和方向由权力意志决定，社会成员不能充分地参与到社会动员目标的决策形成过程中来。虽然在政治参与方面有政治选举、权力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制度形式，但是上述制度形式经常不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决策和政治过程，不能起到为民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提供制度途径和制度条件的作用，其结果是多元社会主体被排斥在社会动员体系之外。
总之，今天的社会动员机制仍然是以自上而下“发动群众”为目标的群众组织体系——这个机制的主要内容是以群众动员、组织介入、政治协商、统一战线为特征。这个社会动员机制的理念和方式仍然是社会控制和社会建设的主导模式。这样的社会动员模式的最好结果就是不断地展示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惊人效率，但这样的效率与社会成员共享利益和共享价值的再建（比如平等、自助、自主和共担）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