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离不开社会动员，国家治理内涵也必须包含对社会动员的治理。一段时间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的中间状态，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格局，即俗称“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行动空间及其内在逻辑的隔离和对峙。这种状态在社会动员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
“体制内动员”和“体制外动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本身表明，一方面自由自愿基础上的商品交易已经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政府仍然掌握着强大的市场干预权力。前者意味着普通人只要能提供为市场所接受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自食其力”，不用依附于任何机构，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与个人那种近似于不可选择但又摆脱不掉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不复存在。后者则意味着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依附性交往关系和行政命令下的行为方式仍然在部分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所谓体制内指的就是后者，而体制外就是前者。
在现实生活中，体制内和体制外有各种表达。比如，在户籍制下，城市居民以其享受的公共资源和福利待遇，可视为体制内，而农村居民同样按照权益标准，只能算作体制外，所谓“农民工”就是最好的体制差异标本——职业是工人，身份是农民，这个“一身二任”就是体制内外分界在同一个人身上的表现。而同为领取工资收入的人员，在公务员岗位、事业编制和其他非国有性质的岗位上，个人享受的待遇和预见的职业前景不能说完全不一样，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明显差别的：进入权力阶层的门槛往往都是设置在这一条分界线上，拥有行政或事业编制、获得了行政级别的人员就有更多机会被选拔为同级别官员，而外资或民营企业的高管没有官方认可的行政级别，企业或机构自设的职级同官方行政级别不具有“公约数”。
即便同在文广系统内，新闻中心往往属于体制内，职员享受着事业编制的稳定，而其他节目从业者属于体制外，身处企业，必须到市场上讨生活，随时可能因财务原因而失去工作。同属言论表达空间，体制内指的是主流媒体，从业者发声需要严格遵守规定和“通知要求”，而体制外指的是“自媒体”，即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上说话更个性化的个人。
由此可见，身份社会无所不在。在社会动员上，自然出现了同样的“体制内外”之别。各种通过组织纽带和指令性要求而集合起来共同行动的人员都可以归入“体制内动员”范畴，而完全凭个人兴趣或认同自愿参与、自主脱离、相互间没有固定和稳定关系的行动者，都可以归入“体制外动员”。
这里之所以采用体制内和体制外这一对概念，而不采用看似更清晰明了的“行政性动员”和“社会化动员”概念，是因为体制内动员虽然主要依托行政架构，但并没有局限在有形的行政架构之内，同样，身在行政架构内，参与社会化动员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为了避免模糊和重合，还是采取体制内和体制外这对更易于描述和分析当下社会动员特征的概念。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为描述和分析的方便，难免过度强化两者的区别和对垒，而在现实生活中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互渗和互通关系的。
体制内外：两种社会动员逻辑的比较
两种不同的动员方式首先在于动员者和被动员者生存来源的不同。体制内动员者和被动员者都“靠体制吃饭”，前者不但吃体制的饭，还可以依托体制给予的待遇，来要求甚至“要挟”体制内人员，这在体制内为献血、捐款等体制外事项进行动员时，特别刺目。本来捐赠属于公民自愿范畴，无需借助体制力量，但体制缺乏社会化动员能力，便频频介入私人空间，用强制手段来促成“自愿捐赠”，导演出一场场“捐赠秀”。相反，体制外人员同被动员人士之间没有任何制约性资源可用，其动员方式自然大相径庭。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率先倡导八项规定、从严治吏等各项举措，让各种高档消费品市场一下子黯然失色，这足以说明全社会生产的财富被体制内群体占用的比例之高。以现实利益为观察点，体制内动员所遵循的原理是维护现行秩序和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而体制外群体因为主要由中低层人士组成，所以更希望在现行秩序中维护自身利益和争取更多利益，体制内外动员的动力走向亦是完全不同的。
自“发展就是硬道理”家喻户晓以来，体制内也开始遵循“效率”先行原则，无论工程项目的推进，还是维稳行动的展开，不但动员的目的是“效率”，而且动员的方式也高度强调“效率”，以致一场动员之后往往留下许多后遗症。与此相对的是，体制外群体则更追求“公平”，以此在社会利益格局调整中为自己争取更多份额。也因此，体制外动员的口号几无例外，都标榜“公平”，至今网络炒作的不二法门也依然是给一件日常琐事赋予无限拔高的“道义价值”，一声“公平”足以让草根世界应者云集。
由于体制拥有雄厚的资源，尤其是强制性资源，所以有时甚至可以忽略被动员者的意愿，只要配置好落实命令所必须的相应资源即可。也因此，体制内动员时常被批评为“粗鲁”“横蛮”，就是这个道理。人类行动的风格最后取决于个人或群体拥有的解决问题的资源。而体制外动员缺乏资源，唯有使巧劲，才能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所以，体制外动员基本上都经过策划，其中有许多富有创意，因此“智力型动员”可以用作体制外动员的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