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想象与社会对技术的塑造
在解释信息技术的发展史时，媒体话语中有两种主导范式，它们看似截然相反，但都使用非常抽象化与神秘化的方式来理解新技术与社会趋势之间的关系。一种范式不断告诉人们，技术与社会生活的进步是得益于某些英雄人物的天赋、创意、灵感、毅力或者偶然的机遇。历史因循着这样的特定道路发展，是因为我们非常幸运地拥有小部分促进技术前进和创新的精英。另一种范式则将重点放在对新技术本身的崇拜上。比如，相信信息技术有去中心化、平等、自由、灵活性、创造性等固有品质，一旦它被采用，就能改变社会结构以及人的天性和社会实践。两种看似相反的叙述，经常同时出现在大众媒体对技术所造成的所谓革命性社会变革的颂扬中，它们实际上共享了同样的理解人类历史进程的思维方式。历史变迁常被描述成神秘力量——英雄人物或者新技术——驱使的后果，人类只能接受和遵循，而不是有意识地根据社会的需要和人类目标去建构和塑造新技术。这种论断拒绝探索一种更加辩证、更语境化地理解社会意愿与技术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视野。（Williams, 2005）将技术与社会变迁放置在简单的进化论和因果关系的框架中，忽视其他因素，尤其是社会意图、社会心理和观念在其中的能动性，就无法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有关人类如何在可能或不可能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洞见。人类社会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对经常是由资本的利益和能动性所导致的现状进行认可与肯定。
近年来，一些研究互联网与新信息技术的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学术著作已经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化价值观、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想象是如何影响信息产业的发展及其社会渗透的。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2006年出版的《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斯图尔德·布兰德，全球网络和数字乌托邦主义的兴起》（From Counter 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d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启发意义的作品。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信息技术意见领袖的话语论述及社会活动，并且探讨他们如何创造性地表达一种能与时代精神相呼应、与主流的情感结构产生共鸣的新技术文化。（Turner, 2006）特纳考察了当代大众文化中对硅谷及IT精英的崇拜，将他们作为反主流文化的、体现自由价值观的、充满个性及创造力的英雄来普遍颂扬。作者指出这种现象有其历史吊诡之处，因为信息技术，比如IBM的打卡机，曾经被反主流文化群体认为是一种对人的工作和生活进行控制及标准化的反动工具，完全与个人自由的社会理想相悖。这本书的任务就是解释这种奇怪的观念反转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使得“美丽新世界”式的集权统治的象征——计算机和自动控制——摇身一变成为反文化、自由文化和反叛文化的标志。作者认为，像史都华·布兰德（Stewart Brand）那样从反文化运动中兴起并成为新技术意见领袖的文化中介人代表了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另外一个潮流。主流历史叙事似乎认为，反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反对权威，注重环境保护，为底层群体寻求社会正义，推崇艺术激进主义等观念，是一套相互紧密联系而统一的信念系统，并且由运动的大多数成员所共享。而特纳指出了运动内部的差异性，甚至是矛盾之处。像史都华·布兰德那样的意见领袖促成的反文化版本，通过他所创立的《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ue）或《连线》杂志（Wired）之类的传播平台流行开来，体现了中产阶级表达文化反叛及反抗权威的方式——即将大型技术转换成小型的、个人化的工具，并利用它们获取信息、交流和娱乐，其目的和功能主要是改变个体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而不是调动新技术服务于集体行动或者是改变社会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微型电脑和迷幻剂、瑜伽、冥想等反文化运动中的流行工具属于一个类别，那就是协助个体的思维与精神转换到另一个世界（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加理想的世界）的技术手段。而这种转换取消了人们通过集体行动而改变现实世界的意义与价值。人们只要拥有和使用某种新技术，便立即获得了解放。（Turner, 2006）
因此，当像IBM这样的巨型计算机变成小型台式个人电脑，其象征意义似乎也瞬时改变了——从一种控制和标准化的机器变为促进自由及个性化的技术。另外一点值得关注的改变是电脑使用的社会领域的变迁：大型计算机通常被当做生产工具，用来进行生产性事务，而个人电脑则主要被用来进行休闲和娱乐。几乎是突然之间，关于信息技术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想象从作为工具理性的化身以及自由的敌人，变成了个性化和创造力的技术基础以及新经济的推动者。与此同时，技术本身的基本特性和设计制造并没有实质性的变更。在这个过程中，关于信息技术的反文化话语就与推崇资本化与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霸权越来越兼容。新自由主义霸权意识到信息技术的商业化和个体化是摆脱20世纪70年代以来困扰美国经济滞涨的好办法。信息经济在没有对主导性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的前提下，通过创造新的消费市场和劳动方式，以及重组资本流动，带来了让少数人暴富的新经济。从文化观念的角度理解信息技术在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左倾的反主流文化与保守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二分法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勾连与共识——比如对于个人解放代替社会变革的推崇，以及对于商品带来自由的信仰——使得历史在特定方向的发展获得了主导观念的推动与塑造。
特纳的研究表明，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伦理与反文化实验中的强调个体体验的分支具有高度的亲和性。其他研究还进一步证实，信息革命和IT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成功可能有更深的根源——冷战时期在国防及航天工业中政府对于科学研究的准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这个话题在托马斯·斯特里特（Thomas Streeter）和本·彼得斯（Ben Peters）的作品中被进一步探讨。在《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The Net Effect: Romanticism,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net）一书中，托马斯·斯特里特注意到，人类历史中对新技术和制度的设计，经常被人类的文化想象以及我们想要怎样与某种技术共存于社会中的意图所左右。而关于信息技术不仅可以作为计算和控制的机器，也可作为沟通、创造、合作和娱乐的工具的社会理想，在冷战期间的军事—大学联合体的科研活动中就已经生发出来。这与流行观念中军事研究具有集权和工具主义文化的想象并不相符。斯特里特特别谈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和管理者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的“企业自由主义”思想，认为该思想是美国成功启动“信息/互联网革命”的关键体制和意识形态基础。（Streeter, 2011: 24）这种思想解释开来就是，私人投资者大都不愿意冒财务风险投资新技术的初期研发，因此政府、军队、大学等公共机构应该主动资助这种探索性研究，然后将得到的相对成熟的结果转移到私营部门来推进其商业化。这种思想的根源来自于“罗斯福新政”的传统，即公共部门积极参与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投资、引导和管理。在当时，这种“企业自由主义”的观念非常有影响力,它帮助创建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然而，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被后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拒绝并妖魔化。但实际上，帮助美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代的硅谷新经济的爆发，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军队和大学在基础信息与计算科学研究方面的共同投资和组织协调。
我们再来读一读本杰明·彼得斯（Benjamin Peters）对冷战时期的军事竞赛中，苏联为什么没能建立起与美国相抗衡的网络系统的历史研究，会发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的攻击在今天显得更加具有讽刺意味。他的研究表明，那种认为互联网在美国的胜利崛起归功于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的传统智慧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与此相反，彼得斯论证说:
考虑到苏联官僚机构内部的不同部门对于网络化发展规划的激烈竞争，这种修正主义观点以反讽的方式刷新了我们对于全球网络化发展历史的认识：简单来说，美国互联网最初是在国家补贴和具有公共精神的合作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与之相反，苏联互联网建设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官僚部门之间的无节制竞争。意识到这种国家对共享知识和基础设施资源的积极管理是建立全国性通信与信息网络的关键，是对传统冷战经济逻辑的一种有益的历史修正。它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互联网的成功发展，是因为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采取行动，而相反关于苏联的案例研究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以资本主义的原则行动时，网络发展遭遇了失败。（Peters, 2010）
基于以上的梳理，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关注中国，看看这种对信息技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视角，能否揭示处于现代化建设、改革、技术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交叉点的中国，其信息和通讯产业发展背后的观念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