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民族主义：对迈向现代化路径的重新想象
在改革开放之前，与冷战期间的美国和苏联相似，中国也有政府主导的关于控制论和自动化的研究项目，主要集中于军事部门。最著名的成就是核武器、远程导弹和航天项目。这些大型科技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使当时还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跻身于拥有一流军事实力的国家行列。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上海的工厂里甚至曾经有过发展生产自动化技术的努力，主要是通过动员普通工人与科研人员共同进行研究和开发。（王洪喆，2014）这个时期中国关于信息技术的主导意识形态与美苏两国有些不同，后者主要是为了发展出高效、自动地应对来自敌方威胁的复杂而万无一失的进攻与防御系统，意图在可能爆发的热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而中国发展核武器和自动化技术，主要是避免受到核讹诈以及遏制对核武器的首先使用，这都是出于一种致力于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受制于人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拥有自己的计算和自动化控制能力不仅仅只是对国家发展需求的满足——在那个时代可能根本没有人能够清晰地表述信息技术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更是关乎一个古老民族处于西方军事与科学实力霸权的阴影之下的民族自豪感的问题。另外，之前所述的工厂实验也带有一个时代所曾经有过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理想——即工人控制生产过程并依据生产的需要参与研发生产工具——这标志着由开发技术的科研人员和被新技术所监控和规训的工人之间的劳动分工与阶级分化所造成的异化关系，可以通过社会对技术的主动塑造而被克服与超越。
到了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文革的深刻反思，改革的主流思想开始通过更加富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方式来增强国家认同——保留民族主义的情感动员而清空社会生产方式中过于激进、脱离实际的内容，代之以新的有关先进管理、效率、技术进步和经济效能等去政治化的价值观，并且用经济发展来涵盖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目标。这些新的价值观恰逢其时地获得来自西方的后工业与信息经济的思潮的支持与丰富。最著名的传道者们包括，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John Naisbitt, Megatrends），以及像IBM这样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大公司。当这些有关信息社会、超级现代性，以及颂扬大企业的未来主义世界观以畅销书和媒体热点的形式抢滩中国的时候，美国内部对机器及控制论的反文化批评渐渐消退，而中国试图建立一个属于工人阶级的工业社会的激进热情也已经逝去。因此，特定时空、思潮、历史事件的交叉组合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中，我们就可以深入地阐释与理解信息技术、计算机和互联网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中被赋予的社会角色，及其所承载的社会期待与想象。
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框架，同样主宰了信息技术和个人电脑进入大众观念的方式。美国文化中曾经有过的IBM巨型计算机和小型私人电脑之间的二元对立和文化冲突，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很明显的表征。在埋葬了文革激进主义之后的中国社会，几乎所有来自西方的技术都被认为是现代化、理性和社会进步的象征。而根据《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信息主义传道士的教诲，信息技术带来的是继工业革命、电子革命之后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因而是位列不断进化的现代化序列中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是中国要赶上世界潮流就必需去学习和掌握的全新的知识体系。“信息社会”也成为了最新潮最有力的口号，完美地把中国现代化的百年梦想、技术民族主义和对科学与工程知识的去政治化崇拜凝聚在一起。此种对知识与技术的尊奉可以从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间广泛传播的动员口号中清楚地体现出来——“知识就是力量”，以及后来的“知识改变命运”。作为跟上信息社会步伐的象征，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的学校和市场上开始普及一种与Apple II兼容的学生电脑，它的名字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情感结构——中华学习机。许多70后出生的、在当时上中小学的学生，一定会从这个名字中联想到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典故。另外一句那个时代的学生群体耳熟能详的口号，“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是邓小平在1984年访问上海的一个科技发展展览时，摸着一个展示计算机编程的小学生的头说的。受到这些口号的鼓舞，更重要的是浸染在追赶信息社会的热烈思潮中，全中国的学校都在增加计算机课程，整个社会都开始流行购置电脑、学习打字、学习BASIC语言、学习英语，甚至连玩儿电脑游戏，都被理解为为了现代化而进行的学习。“学习”和“科技”成为那个时代与计算机相关的关键词，它们指向的是一个理性的、工业化的、全民受到良好科技教育的未来社会的想象，而个人电脑是这个未来社会必备的生产工具。
这种现代主义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下一个十年，在美国被民用化后迅速成为新兴产业的计算机网络化也进入了中国精英的视野。尽管后来的互联网通俗历史倾向于颂扬个人才能，认为是少数的硅谷天才奇迹般地带来了互联网与基于它所产生的新信息经济的繁荣，但严肃的历史研究已经显示，几十年来国家在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是后来互联网的民用与商用开发的必要条件。（Anderson, 2005）这些必要的条件，并没有被中国互联网建设的先驱们所忽略，因为他们大都受到技术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作为改革时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替代观念，技术民族主义认为一个强大的、坚决的、专注的国家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只有强大的国家能够邀请和动员国家精英，资助并协调他们在国家经济与技术系统升级方面的科研活动。田溯宁，中国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关键人物之一，是最先把艾尔·戈尔（Al Gore）与美国政府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战略介绍到中国的人物之一，他在多篇文章中敦促中国政府和精英们不要错过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中实现中国经济赶超的机会。田溯宁是生物学和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生，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留学。他在海外组织一个环境生态学家联合会的时候，接触到美国新生的互联网，这也是他后来持续进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事业的开端。90年代初，他就在有影响力的中国媒体上推介“信息高速公路”。在一篇题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的文章中，他将当时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比作美国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提醒人们这是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把生产方式从工业化升级到信息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特别强调政府在发展新技术方面的重要作用：
首先是政府在现代高科技经济中的角色问题。虽然当今经济界都认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越来越小，然而即便在几乎是完全自由经济的美国，政府在现代高科技经济中气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信息高速公路”从概念的提出，到规划的制定，联邦政府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使这样涉及诸多领域，前瞻性强的规划得以实施。美国信息产业发展的教训之一，便是各种产品的规范不一。各个厂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发展出一系列自成体系的产品。这种不一，不仅使信息产业本身发展受到限制，而且耗费了巨大财力。中国信息产业发展一定要汲取这一教训，从一开始就应由国家领导和引导工业界制定统一的规范和标准。（田溯宁，1994）
作为一个技术现代主义者，又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优越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地方有着朴素的信仰，田溯宁几乎是本能地对政府撤出一切领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表示怀疑，他的观点与上文所述万尼瓦尔·布什的“企业自由主义”理论在国家在信息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都认为政府和市场应该携起手来，认真制定规划，从人类最根本的利益和需求出发，促进科技最好和最合理的发展。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田溯宁对信息技术的期待超越了布什，他指出了开发新技术在培育新市场之上更加长远、更加根本的社会使命：
“信息高速公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意义和迫切性在于，它有可能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而又难以用传统方式解决的能源、交通和环境问题，提供一种新型的缓解方法。中国现代化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新兴技术，不沿用传统的发展模式，就能解决对能源、交通的大量需求，以及对环境的巨大破坏问题。（田溯宁，1994）
在这篇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发表的文章中，田溯宁早已提出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可能应用——无纸办公、视频会议、在家工作，等等。但与今天的流行话语把这些科技应用当做一种对个体来说新潮而自由的生活方式不同，田溯宁的技术畅想中包含着对现代社会工业化发展的负面影响的反思，他认为以互联网、传真机、无线通讯等构成的新型“家庭办公室”，会使传统高速公路的流量减少30～40%，可以极大缓解对能量的需求和环境危机。（田溯宁，1994）这种相信基于集体理性规划、以社会需求指引新技术发展并克服现代性危机的技术民族主义视野，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随着互联网商业的爆发式兴起与无序竞争，已经逐渐丧失了对公众的信息社会想象的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英雄崇拜——企业家和金融资本，他们正在占据有关创新和进步的舞台中央，并且在大众传媒的帮助下，把互联网在世界各地的繁荣归功于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