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之路：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对互联网与信息社会想象的局限
1994年，比尔·盖茨第一次访问中国，给中国消费者带来了中文版Microsoft95操作系统，微软公司也表现出继续在中国进行业务拓张的热情。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接待了盖茨，这体现了中国精英阶层和主流话语对复制美国新经济成功奇迹的渴望程度以及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认可。截至2007年，比尔·盖茨访问了中国10次，几乎一年一次，每次都会带来有关微软帝国的神奇故事和对中国市场的乐观展望。他是一系列代表信息社会奇迹及经济繁荣背后的驱动力的传奇人物中，第一个来到中国并被中国人所熟知和津津乐道的。
紧随其后的是像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这样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企业。而曾经昙花一现的还有王安电脑这样的公司，但因为大众传媒成王败寇的逻辑很快就被遗忘了。这些成功者在传媒中都被推崇为人们膜拜和学习的榜样，而大众媒体叙述他们的成功故事时，赋予了他们非常相似的特征、性格和人生经历。他们通常都是年轻的、不安分守己的、独立的、蔑视传统的、聪明的，而最重要的是，他们追寻成功时并不走普通人都会走的寻常路，比如说，他们会早早从大学辍学，并在自己家后院或车库开始自己的电脑事业。这些描述把个人与他们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网络隔离开，更关注其事业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导致这些结果的个人与社会条件。对公立教育和按部就班地学习与实践的贬抑，以及对特立独行和天马行空的推崇，正好契合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政府干涉的反对，标榜成功来自于彻底的自由市场。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斯特里特（Streeter）在研究社会想象与互联网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一些流行的幻想认为，信息经济时代成功的企业家是从天而降的，他们能创造奇迹纯粹是因为个人的洞察力及天赋。但事实与此正相反，像苹果公司这样的传奇企业里几乎总是少不了拥有广泛人脉和资金充足的经理人，他们有直通投资者的社交网络，也有市场营销和创造企业品牌的成熟经验：
苹果不是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在苹果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业余爱好者在组装小型计算机，并且有些人已经开始制造和销售了。而使苹果公司脱颖而出的，是它让这一新兴产业超越了业余爱好者的市场，进入了更广阔的消费者的世界。据称，马库拉（Markkula），是让这一切发生的人。他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社会关系，将企业从业余者生产、业余者使用的小天地中带到更广阔的市场中，从而使苹果公司从所有其他早期的微型电脑设计商里脱颖而出。（Streeter, 2011: 69）
非常相似地，人们对比尔·盖茨和后来中国的IT精英如张朝阳、李彦宏、马云等人的赞扬，都遵循着相同的模式，聚焦于奇迹，而忽略了背后的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元素。虽然在大致同一个时期，田溯宁等人怀着通过信息技术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梦想，致力于推进由政府主导与协调的，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和传播通道的工程，但是关于新技术和新经济的流行社会想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先前对“第三次浪潮”的现代主义理解，认为其只能来自理性思考、技术知识、政府远见以及学术共同体的贡献，现在都转变成另外一种视野，即反正统文化的个体去自由地、开玩笑式地、无目的地思考和创造，只有这样才能触动消费者的情感机制而在自由市场上获得成功。在新的话语体系中，是企业家而不是科学家，是极客们而不是正规的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是自由市场而不是政府管理，成就了激动人心的信息时代的繁荣。
新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社会想象，在它的视野中，创业精神和自由市场是创建一个自由繁荣的社会的关键所在，政府的干预并没有鼓励创新，而是极大地限制了创新。这样一种观念在对互联网企业家、风险投资家，以及信息产业的产品与市场增长的大肆颂扬中，得到了最显著的表达。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从谈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话语中逐渐退却，而硅谷作为新经济的起点成了传媒再现中的圣地。
这个时代的新圣经是一些类似于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未来之路》（The Road Ahead），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和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失控》（Out of Control）等书籍。如果把它们和十年前那些未来主义的畅销书——如《第三次潮流》（The Third Wave）和《大趋势》（Megatrends）做一下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技术进化的现代主义话语究竟是如何被再阐释与转变为一种由反文化的后现代风格与重新崛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所结成的奇怪联盟。
由于新一代的未来主义作品通常是由那些熟悉信息产业的商业化面向的人所著，他们通常会从城市的、中产阶级的、个人化的需求和便捷性的视角描述一些可能的技术进步，以及它们带来的收益。盖茨和尼葛洛庞帝都告诉读者的关于电话会议、虚拟购物、快速传播的媒体内容、在线教育、无纸化办公、导航服务、虚拟的沟通及互动等技术产品，大多是把之前冷战时期开发的信息系统小型化及商业化之后的产物。这些描述中完全没有田溯宁曾经关心过的对现代化和机器生产负面效应的反思与缓解。这使人想起弗雷德·特纳的观点，即中产阶级青年反文化的热情主要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减轻个人焦虑，而不是把世界看作相互关联的整体并寻找系统的解决方案。（Turner, 2006）与《第三次浪潮》中出现的那种对于新技术的社会角色更加历史化和结构化的论述相比，新一代的未来主义作品呈现出一种与今天的各类产品目录相似的特质，通过承诺人们这些新技术能带来时尚、炫酷及奇迹，来诱惑他们购买这些新奇花哨的小玩意。这种相似之处当然不是偶然出现的，因为在互联网创业的时代，未来主义话语成为了一种创造心甘情愿、甚至是急不可耐的消费者的宣传手段。这些书中呈现给广大读者的神奇景象及可能性与企业的研发设计高度互动与渗透，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技术预测与产品促销区分开，是非常不容易的。
有关信息社会的想象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这是一个由企业家和自由市场，而不是工程师、大学或公共部门，来带头创造新的想法并推动信息社会向前发展的世界。那种认为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创新的引擎，最聪明的人集中于此并投身科技的现代主义理想被默默地掩埋，因为在新的成功学叙事中，英雄们通常从大学辍学了，并且对正规教育没有兴趣。在中国，大众传媒所认可与推崇的互联网英雄开始从科学家、工程师转向了一些有奇特思想和强烈个性的大学毕业生，然后又迅速转向了有钱人——投资互联网新经济的风险投资家们，也就是从钱学森、维纳，转向了比尔·盖茨，最后聚焦于巴菲特。最终，那种能够吸引眼球、俘获民众对于新经济的想象力的，是那些懂得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和绕过现有问题的人，而不是开发技术、提供愿景以解决特定问题的那个群体。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只能通过成为被动的、享乐主义的消费者与信息社会产生联系，技术进步的推动者是少数聪明或者有钱的人。但仅仅是十几年前，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者曾经提供过全民学习计算机知识，将信息技术纳入到日常生产之中，以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工人的生产条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目标的另类的信息社会想象。
仅仅用新自由主义的视野来理解信息社会是有巨大的局限性的，因为它用个人化的解决方案来应对结构性的问题，只满足于改变人们对现存事物的看法，而不是对现状进行改变，并且将金融资本和市场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方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是人类的想象力塑造了技术的发展方向与模式，而不是相反。而在新自由主义思潮试图垄断我们对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未来发展的视野与想象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回顾历史，认识到今天成就的历史条件是什么，还需要超越仅仅将人看做孤立的经济人，将市场关系看做所有人类可能关系的新自由主义思维方式，将社会看做是不同的主体、文化、阶层相互关联、相互协作的共同体，将技术看做是提供公共服务、推进共识与互助，而不仅仅是个体满足以及与他人竞争的商品与工具。在讨论“互联网思维”或者“互联网＋”的时候，我们是只看到资本的增值与市场的开拓，还是能够从人类社会更加基本和紧迫的需求——平等、公正、生态、健康、身份认同、交流、创造性等——出发，去讨论技术与政策设计，左右着一个社会对信息技术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也同样影响着信息社会的未来如何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