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员须国家进场
当前中国的社会动员是执政党与政府主导的“对社会动员”，而不是“由社会动员”。现行的政治体系是动员主体，规定动员理念与目标，设定动员规范，主导整个过程，启发、诱导、劝说被动员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国家进场”是现行政治体系的基本原则与要求。
“国家进场”与我国现行政治力量的现实密不可分。执政党与政府掌控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是民族进步、社会发展的思想源泉、人才基地和主要引擎，是改革与法治事业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的根本保证。同时，我国仍处于“总体性社会”，社会组织化程度低、民众自主能力不足、民主参与水平有待提高，相对而言，国家主导的动员机制较为发达、历史较为持久，强化执政党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大众参与的社会动员模式是可行的、现实性的选择。
“国家进场”的社会动员模式，要求政府动员时应倡导“国家符号”的信仰支持。“国家符号”是指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民族记忆、国家形象的标志物，是社会成员身份识别、身份认同的象征。社会成员对权力的合法性支持易呈现认知密度、忠诚厚度逆向运动的规律，即愈是经常性接触的权力主体愈难得到大众信任、信任也愈易动摇，愈是不易接触的权力共同体愈易得到大众的深厚支持。共同体大致可分成三个层级：民族与国家等共同体最易得到大众经久的忠诚与支持，形成普遍的信仰；政府与法律制度等典则次之；基层权力当局经常性地与民众接触，最难得到民众信任，也最不牢固。因此，对历史记忆、精神象征、政党理念和国家典则的传讲、解读、宣传，利于形成大众信仰和普遍意识，这其中执政党的重大决策、中央权威和领袖权威、国家宪法的示范意义，是强化民众支持的可靠资源。
“国家进场”社会动员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利用政府资源对社会舆情进行理性引导。大众舆情有民众利益诉求合理性的一面，但情绪化的表达、个体利益的无节制放大和网络媒体匿名效应，会造成大众舆情的冲动、道德感差和责任性弱，对其一味迎合或打压均属不智，唯有管治方具理性，即通过程序化、正当化的民意表达与参与，及时、公开的政府告知与引导，使网络媒体成为双方共同发声、利益相互表达、各方意见交易的平台与场所。
“国家进场”社会动员再一个重要手段是厚植社会组织，提高民众的组织化水平，培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文化，形成可靠的社会保障与环境基础。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