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需要多元化的治理手段和方式，社会动员作为一项具有相当历史、显著有效的治理手段，曾在我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社会问题日益多元化、治理难度不断增大的背景下，社会动员这一富有成效的治理手段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对社会动员进行全面的解读也很有必要。
社会动员是什么
动员除了包含社会发动、宣传的意思之外，从政治学角度，可将社会动员理解为一种对现代化进程中个人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转变的关注，亦可理解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社会共同体权利意识和权利主张的多元化成长过程。
通常我们理解的社会动员意味着社会发动、鼓动，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上的劝说和宣传，通过他们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以及行动支持来弥补政府（尤其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资源匮乏和能力不足。也就是说，社会动员被视为一种社会影响。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对个体的影响是广泛、复杂的，贸易、法律、教育、媒体、道德等等都是社会对个体产生影响的渠道。同时，社会动员也是一种对个体思想和行为产生持久影响的社会因素，社会成员在某些经常、持久的因素影响下，其态度、价值观会逐渐发生变化，并表现、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动员往往与对集体行动的考察联系在一起，着重于对群体行为和大众心理的研判，也需要动员主体具有感染、煽动群体情绪的技巧。
除了对社会动员本身导向性的解读之外，也有人更深入一步，将社会动员视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在这种理解中，社会动员关注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个人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社会共同体权利意识和权利主张的多元化成长过程，它是一种现代政治发展的方式和手段，与政治参与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庆智曾提出，社会动员并不是指各种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并多样化，而是指政治力量通过政治动员方式使各种社会力量统统进入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共同体之中。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各种社会力量多样化，其利益要求和权利诉求表现为强烈的参与愿望，导致冲突和矛盾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政治体制必须作出适应性调整，必须更加复杂和更具有权威性，以满足上述要求，并寻求和扩大政治共同性，使这种政治共同性制度化。
另外，也有学者对社会动员的理解定位于“流动”，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个体及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的增强。这种观点与社会动员的政治参与说类似，认为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集团和组织形态会分化重组，社会集团的分化重组孕育了新的政治参与诉求，社会动员被用来解决这种诉求。所以，社会动员即社会结构层次的“社会流动化”，这种阐释源于卡尔 · 多伊奇，在国内学者的论述中涉及较少。
社会动员要怎么做
社会动员主要通过“说服”实现对社会成员动机的影响，动员的主体有政党、行政机构以及社会组织、宗族团体等。
动员的方式是对社会成员动机的影响，以说服为主
按照社会动员是对社会成员的影响来看，动员的对象只限于有思想意识的人，通过对社会成员思想的发动而获得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对被动员对象而言，动员就是通过影响他们的动机结构，以塑造他们的偏好，进而改变行为。动机天然与价值观、情感等因素相联系，强调人的主体性或主观能动性，因此，影响主观动机的手段也有不同方式。
在《政治与市场》一书中，林德布洛姆从所有政治经济制度都使用的社会控制的要素机制开始，提出了三种社会影响的方式：交换、权威、说服。交换是无所不在的，是市场制度赖以建立的基本关系；权威关系是在正式的组织中标明其成员身份特征的基本关系，是支撑政府的柱石；而关于说服，“说服在所有社会制度内都是一个中心的和基本的要素，但它在任何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并未充当交换在市场中或权威在政府中扮演的那种特有角色”。林德布洛姆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也给予高度认可：“借助意识形态教导和宣传，说服成为精英控制民众程度的一项主要方法，这在共产主义体制中较之自由民主体制里远为普遍。”
参照这三种影响方式，上海外国语大学汪卫华教授分析了不同时期我国政府的动员特征：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物质资源与专业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以高超的群众动员技巧依赖以说服为主的群众动员；执政后，随着手中掌握的物质资源和可以调动的专业力量增加，党和政府越来越倾向于更频繁地运用强制手段、科层制管理机制来解决矛盾；在当前市场化趋势下，购买第三方服务等隐含着交换逻辑的工作方法和市场化处理措施开始被采用。
动员的主体不仅限于政府
从动员的主体入手，社会动员可以分为行政动员、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三种（徐家良，2004）。行政动员是政府行政机关凭借常规的科层等级制机构，动用一切行政资源应对危机事件以控制危机事件的扩散和蔓延。政治动员，是政治主体（主要是政党）为实现某一政治目标所进行的政治宣传、政治鼓动等行为。社会动员是指社会组织凭借着自治自律的特点，处理一些行政动员、政治动员无法处理的事务，从而达到事务处置的最佳状态的一种动员方式。
另外，从社会动员形式的角度来看，国家行政权力或者国家的组织资源在不同的动员形式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组织化动员中，国家行政权力或组织资源是动员能力的主要甚至唯一来源，是社会动员的直接发起者；而在准组织化动员中，国家行政权力或组织资源成了社会动员的潜在资源，能否把这种潜在资源转变为动员能力，要取决于一些非正式制度因素或动员者的个体性特质。也有学者指出，当基层政权缺位、正式制度供给不足时，宗教团体、宗族团体等都可能承担社会动员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