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社会动员变迁
我国的社会动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
现在谈及社会动员，我们往往想到的是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者疫情时候的应对，但实际上社会动员所涵盖的范围和发挥效用的领域远不限于突发事件应对。从其概念也可以看出，社会动员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运转都有显著影响，而这种影响在我国历史上也有着代表性的体现。长期以来，社会动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广泛而深入的群众动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主要经验之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我国的社会动员更多地与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等各群体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运动，内容涉及思想启蒙、道德改良、改善经济待遇、争取人权，以及具有反帝反军阀性质的政治改良乃至革命。形式则包括宣传教育、请愿抗议、罢工、罢市、罢课等多种方式。我们所熟知的五四运动等学生运动、各种工人运动都是富有代表性的群众动员结果。之后，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动员的成果，这是中国共产党推翻反动统治的基本手段。有学者认为，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大规模的一次社会动员。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通过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来巩固政权和建立秩序，也获得了显著成果。这一时期的社会动员强调舆论宣传和思想改造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实际操作上大致有三种方式：加强对领袖的个人宣传，建立全社会一致的政治信仰；大力灌输阶级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树立榜样和目标，统一社会行为方式；发动形形色色的批判运动，在思想改造过程中区分界限（刘一皋，1999）。包括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群众动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了高潮，社会动员几乎涉及到所有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工作重心恢复到经济建设上，不再发动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偶有的社会动员也一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重点、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强烈风格，注重从道德上进行说服、宣导。而且社会动员的主体也不仅限于党和政府，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都在各自领域内组织了有效的动员：非典期间，中华慈善总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机构联合向各界发出奉献爱心抗击非典的倡议书，中华中医药协会发动专家向市民推广预防非典药方；面对地震等自然灾害，壹基金等公益机构通过组织现场救援、发起募捐、帮助灾后重建等多种方式组织社会公众为抗灾救灾尽一份力；在经济生活中，各种工会、行业协会对成员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动员，通过组织手段表达他们的诉求，化解冲突与风险；当举办类似奥运会、世博会的大型活动时，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在维护秩序、提供服务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看出，当前的社会动员覆盖领域广泛，发起者多样，动员手段侧重于道德影响和情感说服，通过价值认同获得被动员者的行动支持。
社会动员未来发展需要注意的重点
传统的样板化、僵化的宣传和动员已不再适用，由社会组织、草根团体发起的动员更有影响、也更有效果。
社会动员可以减少政府的资源支出，更能通过民众参与强化他们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荣誉感。面对一项自己参与过和作出过贡献的任务，人会产生一种“这里面有我的一份力”的荣耀感，而这份荣耀感会增加他们对类似事务的兴趣和贡献意愿，进一步提升公共生活的参与度和人际互助。因此，最大效度地利用社会动员，对于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都十分有必要。
但是，当前社会日益多元化、不同群体的利益与诉求纷杂多样，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大规模由上至下的、强风暴雨型的动员已不符合现实，样板化、模式化的舆论宣传也难以获得公众的认可。2014年，武汉市为了评选全国文明城市，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背诵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员广大市民牢记武汉精神，争创文明城市。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市风貌，助力武汉市最终评上文明城市。但这种硬性、僵化的推广模式也为不少人所排斥和反感，由网上的诸多吐槽可见一斑。如前文所述，当前的社会动员主要依靠价值认同的情感说服，强制性的、僵化的宣传和动员不仅难以获得民众的认同，更可能会引起公众的抵触。如何最大地凝聚社会共识、获得公众的支持，成为考验当政者智慧的重要标杆。
当前对公共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诸多社会动员中，除了由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发起之外，由底层民众发起的草根动员亦逐渐兴起。同济大学谢岳教授通过调研验证了草根动员对于环境治理的重要作用，并将草根动员模式化，论证了草根动员对基层治理的意义。一段时间以来，由基层民众发起的呼吁和动员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会被视为对政府施压、与政府对抗而遭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和打压。但草根行动能够对基层政府的责任产生强化作用，这种由下而上的动员亦可分担地方治理的重担。对其进行合理的规范和引导，草根动员可以对国家治理体系构成有力的补充。同时，对具有强大号召能力的社会组织也要加强规范，在为他们提供应有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之外，法律框架内的监管和引导亦不可少。
【执笔：董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