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京津冀本身的发展也要求形成一体化格局。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但据笔者在津京生活工作60年之体验，深感京津冀三地封闭、割裂化已成“痼疾“。由于区域内各城市发展目标雷同，产业结构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和“产业同构”现象严重，城市间争项目、抢资源、抢市场等恶性竞争和封闭竞争现象一直存在。1996年笔者曾以《京津合作的八个方面》为题，具体探讨了京津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旨在推进京津经济合作⑪，但是积重难返，非有国家重大的战略决策不可。人们希望把京、津、冀等环渤海西岸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域和北方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极”。
2006年国家发改委开始编制《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继之，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2015年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京津冀一体化被提到“重大国家战略”“重大战略决策”层面。
为实现这个“重大国家战略”“重大战略决策”，笔者建议，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应实现“四个率先”：其一，率先治理污染，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为全国做出表率。要加强环境保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尤其要共同控制重点行业污染物的排放，加大机动车污染治理力度，建立环境监测数据及空气质量预警信息共享机制等。生态环境建设应率先推进。其二，以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突破口，率先以新一轮开放倒逼改革，在制度创新上走在全国的前列，真正“杀出一条血路来”。其三，以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园区为样板，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提高国际竞争力。其四，适应经济新阶段的要求，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京津冀三地区功能之重新定位，特别是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剥离其经济中心等“非首都功能”，在这方面非有“壮士断腕”气魄不可。
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习近平总书记继在出访中亚期间率先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后，于2013年10月在东南亚正式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被人们并称“一带一路”）。李克强总理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这是一个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大战略。在推进中国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中，促进经济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这种“区域合作”已经超出国内区域发展的范畴，可以说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对于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⑫，沿海地区具有责无旁贷的作用。这也是本文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内容放在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原因。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三个突出问题要解决：
第一点，内部——要到边。要动员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所有的通商港口和地区，都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目前“狭隘化”之一，拘泥于所谓“泉州起点”的说法。其实，那是“古”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古”和“21世纪”，是两个时空不同的概念。“21世纪”的“起点”具有更为广阔的战略视角，其涵盖范围可以包括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所有的通商港口，如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的天津、秦皇岛、大连，青岛、烟台；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宁波—舟山、连云港；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深圳、湛江；海峡西岸地区的福州、泉州、厦门、汕头；以及海口、三亚等等。
第二点，外部——要到底。“狭隘化”之二，认为此路只是通往东盟或者远一点近似“郑和下西洋”的路线。其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不限于“郑和下西洋”的路线，而是指以中国港口为起点通往亚洲、非洲、欧洲以及澳洲等地海上来往通道的统称。其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因此，比“郑和下西洋”的路线要广阔得多。
第三点，着力点要抓海洋经济和沿线港口建设。在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过程中，应以海洋经济为重点，着力发展海上养殖、远洋渔业、海上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开发、海洋旅游（包括游轮经济等）；要特别重视港口的建设，并以此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海上运输大通道。笔者在主持《“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国际研讨会》有关瓜达尔港讨论过程中感到，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中巴和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相关港口的关联度，极为密切，应给予高度重视。
升级版的“沿江”战略：以长江经济带拉动大长江流域经济发展
2014年3月5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这意味着要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2014年4月25日政治局会议作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决策。党中央国务院新提的“长江经济带”，又是一项“国家战略”和“重大战略决策”。
在笔者1988年提出的“四沿”开放发展战略中，虽然在“沿海”之后提出“沿江（长江）”开放发展，但彼文中的“长江经济带”范围比现在要小一些，那时西端只讲到四川和重庆，尚未把云南、贵州包括在内。2014年4月28日李克强总理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时，明确新的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涉及上海、重庆、江苏、湖北、浙江、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9个省2个直辖市。“长江经济带”与前文阐述的“长三角经济圈”有某些交集。
为什么把长江经济带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据规划，“长江经济带”面积占全国18%，人口占全国36%。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上述11个长江经济带覆盖省市的GDP总量接近26万亿，占全部GDP总量的41.2%。预测在本世纪的战略机遇期内，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速将保持6.5%~7％，而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全国经济的平均增速。据此推算，未来15年到2020年前后长江经济带的经济总量将达到全国的“半壁江山”，长江经济带将成为继中国沿海经济带之后最有活力的经济带⑬。
从华夏历史上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开发情况看，北宋及北宋之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但自1127年“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所俘，北宋覆亡，后经商丘迁都临安）建立南宋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明显南移。此后长江流域的开发和利用一直没有间断，长江流域成为华夏民族经济最发达、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