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邻里：社区建设在未来的重点任务
基于上述的问题，中国社区建设迫切需要解决如下几件事情：
其一，加快推动横向组织化利益协调机制建设。在一个利益群体横向分化的社会里，建立利益群体之间的对话通道，培育成员利益表达的组织化能力，是实现利益诉求的最重要的前提。当然，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利益诉求的组织化表达。在现阶段，最可行的是转变工会、妇联、共青团等人民群体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目标，使其真正成为居民利益代表。除此之外，还应包括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形成“治理”格局，居民自治组织和群众组织及社团、专业协会、志愿组织等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构建社会化的利益协调格局。
其二，推动社区自治。所谓自治的社区，应该准确表述为社区共同问题自我管理的社区。自治也即民治，以民治的形式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其实一直是中国的传统。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官治都只到县一级，基层单位乡里并不是政府行政权力的一级组织，而是靠民治维持秩序。为什么要以民治的形式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按照奥斯特罗姆的理论：如果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便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和其它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其三，培育有意义的公民参与。居民不只是自利的个体，也能够承担公共责任。1969年，阿尔斯坦提出了著名的公民参与阶梯，将公民参与分为3个层次，分别是：“无参与”（Non participation）、“象征性的参与”（Tokenism）、“市民权力”（Citizen power）。按照这一划分，我们的很多参与可以说仍然徘徊在“象征性的参与”附近。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除了投票和听证，其他参与技术（比如焦点团体访谈与开放性区域论坛）依然非常陌生。公民参与意味着持续的社会改良，即在过程中不断发现新问题并加以解决。在参与过程中，公民也将学会辨别什么是正当利益诉求、什么是非正当利益诉求，学会自我约束、彼此妥协，“理性公民”将成长。
事实上，“邻里”这一更为中国化的概念相对“社区”概念更为精确。对中国人来说，邻里是“一个远离政治民主等宏大话语体系的日常生活空间”，是我们最熟悉并最依赖的空间。中国社区建设的未来任务，其实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组织建设来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冲突，促进社会交往与社会信任，捍卫“我们的邻里”这一生活共同体！
（本文作者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社会稳定体系建设”首席专家与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