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政府数字转型连续性管理模式。澳大利亚于2011年启动数字连续性计划和政府数字转型计划。有效的数字信息管理能够提高业务效率和效果，增强业务活动的透明度，促进政府、利益相关方和共同体更为负责；对有效改善问责制度和法律遵从，降低存储和其他成本，避免信息丢失或不可再用给业务连续性带来的风险，对提升政府整体决策能力意义重大。澳大利亚数字连续性计划遵循六项基本原则，包括：第一，数字文件信息作为业务性、凭证性和共同体资源的价值得到认同，并得到相应的管理；第二，数字文件信息治理被纳入机构治理，治理的人员、责任及资源得到配置；第三，数字文件信息真实和可靠；第四，数字文件信息可发现、可获取和可使用；第五，数字文件信息以数字方式管理，以数字方式保存于满足功能要求的业务系统中；第六，数字文件信息在需要的时间内可管理、可保护和可保存并得到恰当的处置。2013年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还制定了《数字连续性风险》政策，强调数字文件信息管理与利用中的各种风险控制（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2011;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2014）。
美国——政府无纸化办公连续性管理模式。2011年，奥巴马总统签署总统令“管理政府文件”，提出2019年联邦政府将实现无纸化办公，以及维护电子政务连续性的文件连续性要求。文件规范化与自动化管理要求被嵌入电子政务无纸化行动计划：第一，通过更好地记录机构行动和决策来改善政府行为，做到更好地开放和问责；能够让后代理解政府行为和决策；协助行政部门和行政机构成本最小化并更有效率地运转。第二，管理良好的文件可以被用来评估项目的影响、改善业务流程、在政府内部共享知识，保护公众的权利和利益，记录美国国家的历史。第三，要求机构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纸张使用，改为电子文件保管方式。第四，通过电子文件连续性来保证电子政务连续性，为打造电子政府奠定坚实基础，进而增强政府服务社会的信息化能力，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和开放数据服务。此外，美国政府还特别强调了IT环境中嵌入数字连续性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评估你的文件格式》（2011）、《格式指南》（2011）、《移交指南》（2013）、《电子文件管理自动化》（2014）等文件中。另外，美国通过“成熟度自动化自测”来测评和改善数字化进程，通过修改格式指南来促进电子文件电子方式管理（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The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2012;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2015）。
瑞典——政府公共服务社会协同连续性管理模式。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档案馆提出档案工作者应具有政治视野，鉴于城市的运转依靠透明的文件信息，为满足公众及社会各界的利用需求，为保障民主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发展需求，档案馆应该主动并积极加入到政府开放数据的行动中。为此，斯德哥尔摩市档案馆与市行政办公室合作，于2008年启动并实施数字化战略，以促进各界对公共信息的方便利用。这一行动包括内部行动和外部行动。内部针对城市政府机构，外部针对公民和民间组织。数字化战略提出将档案馆作为文件的公共访问点；制定文件管理的城市通用标准并保障文件的质量；提出在公共信息的利用中不应有任何孤岛和障碍，任何有权利用文件的个人都应该能够方便利用；提出档案馆开放数据应聚焦于民主并促进经济发展。
在开放数据行动的执行中，多种专业人员参与到了开放数据行动中，城市档案馆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领导数据的质量管理，通过多利益相关方评估，确保开放数据的真实性（Klett, 2015）。
国内档案管理亟需转型
数字转型，档案部门推行双套双轨制，制约政府治理信息化能力提升。2014年4月到2015年7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机制研究”课题组采访了12个城市47个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的相关机构及近200名相关人员，被访者均认为双套制或双轨制已造成机构数据资源的大量重复浪费，增加了副本管理的工作量和库房占用量，降低了工作效率，不利于绿色经济发展和低碳环保。双套制或双轨制尤其不适用照片、图形文件、数据库文件、音频视频文件等类型数字原生文件的有效管理，将数字方式生成的这类文件转换为其他类型文件，不管是纸质还是缩微方式副本保存，均无法保证其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完整性，甚至无法输出纸质版本，不利于电子事务的数据化全程管理、留痕跟踪和信息化再用，人为断裂数据链，容易导致数字资产的流失，导致电子事务数据不可追溯、不可跟踪和不可关联，无法开展大数据历史数据分析研究，影响跨部门、跨系统、跨层级和跨地域的信息交换和业务协同，给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及社会治理带来困难。多数机构均认同未来管理应该向数字管理单轨制方式转变，但仍然采用双套制管理模式（An, 2015; Bai, 2015）。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障碍来自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