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做法启示我们，面对分享经济时代的来临，不能因为和现行监管法规相冲突，就采取禁止的态度。政府应该主动顺应并改进与市场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涵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现阶段政府职能面临着多重挑战，一方面既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经济发展职能；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日益迫切的社会建设任务，需要不断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当前，我国政府模式同典型的管制型政府相比，更偏重于经济管制职能，其社会管理职能尚不发达，而公共服务职能则更加欠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政府模式将处于管制型与服务型兼具，并逐步向服务型过渡的阶段。然而，以往政府在处理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时，仍然秉承“全能政府”的理念，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该管的要管，不该管、不能管的也要管”，结果往往是本末倒置，造成政府职能的“越位”与“缺位”并存。当前，需要重新界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实现从“政府本位”、“权力本位”到“公民本位”、“权利本位”的转变，也就是要将政府界定为增进全社会福祉的一个“服务者”角色，改变传统政治中“官重民轻”“官显民微”的格局。因而，服务型政府必然是有限政府、法治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政府。
按照以上思路，我们再来审视分享经济。分享经济能成为一个趋势存在多重原因，包括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诸如环保低碳的观念、重视体验的观念、物尽其用的观念等等。此外，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人们进行分享的成本。然而，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有需求，是一种典型的由科技革命引发的按需经济。“专车”“拼车”之所以盛行，很大原因在于城市中普遍存在出租车“车难打、气难受、价不低”的现象。“管制”是政府为纠正市场失灵时采取的手段，其主要作用是提高市场条件下资源配置和再分配的效率，从根本上讲，“管制”的基本理念就是政府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恰恰由于行业管制和行政垄断，出租车数量在很多城市已经多年没有太大变化，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导致群众打车难。现在，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专车”和“拼车”应运而生并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可是，目前汽车分享市场的发展依然遭受着政府管制的阻碍。
在实践中，很多管制政策大都是为了管制机构的方便、满足管制机构部门利益的需要，一些甚至是出于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谋取稳定的垄断利益的需要而设置。以出租车行业为例，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认为，实行数量管制，本来为了保障消费者利益，实质上造成了出租车市场的垄断经营。某些政府部门依据现有法规，对“专车”“拼车”进行打击处罚，实质上是动用公共资源保护一部分群体而打击另一部分群体，偏离了政府作为社会普遍的公共利益代理人的角色，这种只保护一小部分人利益的行政行为，也得不到公众的认可和支持，甚至还会削弱政府机构的公信力。
出租车市场的种种问题就是因为存在不合理的管制，同样，这些管制政策正限制分享经济这种新型社会经济模式的长远发展。面对方兴未艾的分享经济，政府应该顺应市场需求，调整管制政策，优化政府职能。
分享经济带给中国的契机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需要积极打造“双引擎”。“创客”“互联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等新词、热词纷纷进入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互联网+”催生的分享经济对传统产业的提升作用日益明显，将成为新常态下的发展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显然，近几年来的蓬勃发展已经证明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经济模式非常有助于解决“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面对分享经济时代的来临，需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分享经济不仅需要创业者的激情、商业天才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更需要政府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响应人们的现实需求，不断调整政策，优化管制职能。政府应以弥补市场失灵为主要原则，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主要宗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