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战略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的诉求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点。根据陆大道的“点—轴开发”理论，当经济要素遵循“点—轴”理论集聚并发展到“点—轴—集聚区（城市集聚区或城市群）”时，会因集聚区更大的对外作用力沿“轴”向低级别的“点”和“轴”扩散，形成新的生产力，从而在“基础设施束”上形成产业集聚带。这是一个从区域不平衡向区域平衡发展的过程，亦是一体化的过程。分析当前长江经济带上的三大集聚区（城市群）可见：长三角城市群拥有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成渝城市群受西部大开发政策支持，经济增速近十年来长期远超全国经济总体增速；中游城市则相对松散，仍处于城市群发展的初期阶段，严重制约了长江经济带全流域一体化开发建设。按照“长江经济带”战略总体构想，长江经济带将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要实现这一构想，其核心既是三大城市群强化区域互动合作畅通经济廊道的问题，也是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后反过来沿轴形成经济要素扩散刺激中部地区形成新的生产力和产业集聚带、加速崛起从而缩小区域差距的问题。由此看来，发展相对滞后且发展潜力最大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整个战略的重要支点。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国家区域战略布局的关键板块。从区域战略布局来看，长江经济带之所以能成为我国“T”型国土开发和区域经济布局中的一级重点经济带，一方面，其具有除海岸经济带以外的其他经济带所不能比拟的巨大发展潜力：其腹地几乎包括半个中国，其范围内资源丰富，农业、经济和技术基础雄厚，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以水运为主的，包括铁路、高速公路、管道以及超高压输电等组成的具有超大能力的综合运输通道，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深处内陆腹地尚未充分开发的中游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内三大城市圈呈品状分布，区位条件优越、资源禀赋充裕、水运交通发达、劳动力充足、产业基础雄厚、科教资源丰富，高新技术集聚，因此，在我国未来空间开发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意义。另一方面，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区域战略（新贸易规则、新型贸易壁垒、人民币打压、自由贸易协定等）对长江经济带下游长三角地区发展形成的战略挤压逐渐加强，使得长三角地区不得不寻求更大区域范围内的资源统筹配置和市场诉求，这就内生要求长江中游城市群加快有序承接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激发内需市场和发展活力。
从区域规划内容来看，《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等国家规划先后出台，着重强调了“长江经济带”战略下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从城乡统筹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共建、公共服务共享、深化对外开放等各个方面对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进行重点部署，实现了与长江经济带“沪汉蓉”“沪昆”两条发展主轴线的无缝对接（图1）。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近年来我国重大区域战略叠加板块，成为助推长江经济带战略，以及协同“一带一路”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战场。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抓手。长江经济带约2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约占全国42%的人口，因此，承担着沿江生态环境防治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任。中游城市群与下游长三角区域面积相当、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但经济规模体量和对外作用力与后者相比差距明显（表1），这一方面表明中游城市群发育尚不成熟、人口向城镇集中相对滞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平均土地利用潜力和城镇空间优化的可能性大。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新型城镇化规划所确定的重点区域，按照国家关于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意见，通过逐步消除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社会融合，中游城市群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预计到2020年将分别提高到60%和45%。因此，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国家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试点，将走在战略前沿发挥先发优势：探索我国以往推行的以土地财政为主逐步推进的城镇化只注重城市建设而忽略产业支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配套建设而积累和暴露的一系列问题的合理解决方案，并在农业资源保护与开发、生态文明建设、城镇体系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及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先行改革，催生区域合作动力，带动巨大消费和投资需求，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分享改革释放的潜在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