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之道：重学、重术、重事功
择其要者，育人之道，重在“学科”；研究之道，重在“科学”。关于科学研究或曰学术研究，一些大学校长都有自己鲜明的科研观，是研究“学”科，研究“术”科，研究“事功”，还是全面研究学科、术科、事功？需要简单交代的是，笔者尚未发现有学者将事功与“学科”“术科”并列，如此鼎足而三亦未必具备内在的逻辑关系。但笔者以为，这三者的关系，有几分类似中国的“三达德”，即立德（品质，基础）、立言（学问，媒介）、立功（业绩，结果）；又具有几分科学、技术、工程的递进关系。当然，重要的是，民国著名大学校长的科学研究思想中，似乎真的包含着学、术、功三个方面，因为“学科”和“术科”从本质上讲还都属于学科，“事功”才是他们期许的横空出世的研究成果，而后者又不同于寻常意义上的服务社会之技术或专利。
蔡元培主张“学”“术”分治。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按“学”与“术”分类规划组建学科。“学”为学理，“文、理，学也”；“术”为应用，“法、商、医、工，术也”。在他看来，学重于术，“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大学的发展重点应当是“治学”，高等专门学校的发展重点是“治术”。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场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这一思路扭转了当时重术轻学、重工轻理、重应用轻理论的偏向，将北京大学导入文理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轨道。这也使得北大成为德国类似“洪堡模式”——侧重研究“高深学问”、纯粹科学——的著名学府。德国大学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都是世界各国竞相效仿的范本，其两种模式素为人们所称道：一个是洪堡模式，另一个是德国工科大学办学模式，柏林工业大学素以注重培养高质量的工程师而闻名。马君武主张“学”“术”并治，各有侧重。他认为，“大学应兼顾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即兼顾学科与术科，但广西大学“侧重于应用科学”。马君武根据中国和地方实际，对德国工科大学模式加以必要的剪刈之后移植到所执掌的广西大学，很快便使得广西大学声誉鹊起。熊庆来则认为“‘学’是为‘术’服务的，‘术’的重要性比‘学’更甚”，前者“是可以促进地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学术”。熊庆来明确提出云南大学的使命就是“为中学培养师资，造就地方实际建设人才，并就本省天然物产，加以研究，如采矿冶金、植物学等，以期蔚为西南学术重心”。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十二分”地重视术科：提倡“实科教育”，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生产教育”。有鉴于我国“产业落后”之“畸形发展之象”，考察了29个国家之后的邹鲁振臂高呼“救国之道当注意实科教育”，“对于学校所有的实用科学，要加以十二分的努力研究”；主张“多设职业教育，以适应社会生活上之需要”，“欲使亡国的教育变为兴国的教育，制造流氓的教育变为实用的教育，殖民地的教育变为增加生产物质的教育，必然要于升学的基本教育之外，再加上一种职业教育”；认为教育应当培养人的生产技能和劳动习惯，提倡学生多参加生产劳动，“一面学习，一面实验”，并希望“使向来消费之教育，化为生产之教育”。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隐隐然，已有了“创业型大学”的思想萌芽。
郭秉文是当时与蔡元培、马君武齐名的著名教育家，他主张大学要同时做好“正科”与“专修科”——即学科与术科——的研究与教学，不可偏废。“正科分为文史地部和数理化部，此外又设立工、农、商、教育、体育等专修科。”东南大学学科之全，在全国首屈一指。当时执教于此的工科主任茅以升十分认同郭秉文的办学之道：“农、工、商与文、理、教育并重，寓意深远，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亦即本大学精神所在也。”郭秉文不仅重视学科与术科的研究，而且还致力于将科研成果贡献于社会，以求达到学以致用、学用一致、用其所学的目的，笔者将其称作是郭秉文办学思想的“第五个平衡”——学术与事功平衡，此不赘述。
蔡元培同样无比看重学术的社会价值，将其提到了学术立国的高度：“民族的生存，是以学术做基础的。”他认为，“心理上、物质上、社会上各种建设”，“没有一个问题不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也没有一件不有赖于学术机构的”。熊庆来也主张学术救国。同样明确却可能更为大家所了解的是提出了事功思想的罗家伦。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2年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所作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就充分地体现了他的“事功说”或曰“使命说”：“中华民族已临到生死关头”，中央大学必须“担负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的责任”，“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以完成复兴中国民族的伟大事业”。中央大学在航空、气象、土木、交通、地质、地理、水利、资源、化学、化工、农林、兽医、外语、边政等方面的许多科研成果，如“滑翔机的制造和研究”“川西大渡河流域木材松脂采集”“汽油精”和《军事气象学大纲》《国防地理》《毒气与防御》《家禽传染病学》等一系列成果体现了事功的转换，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抗战期间，金陵大学这所著名教会大学的校长陈裕光主张“建教合作”——即“建设与教育合作共进”，坚守“出品须应抗战之迫切需要”的办厂条件，独自开办了变压器制造厂、化学实验工厂，与国民政府教育部联合配制无线电收音机，与交通部合办中央蓄电池制造厂等。中央蓄电池制造厂由金陵大学和交通部派员组织理事会进行经营管理，制造金大3位教师发明的“隔层滤杯式蓄电池”，第一年即生产出6万只，被交通部悉数收购，分发电报与电话机关使用，于我国的“电讯交通有极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