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之道：重用、重教、重推广
重用，就是注重应用、注重实践、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重教，就是注重知识传授，注重技术改进。重推广，就是注重打造样板，注重示范效果。可以这样理解，重用，犹如授人以“鱼”；重教，犹如授人以“渔”；而重推广，则是教人以“养鱼”之法。
首先是重用。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校长都主张，大学应以面向实际、服务社会为办学宗旨，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设置院系专业，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引导教师为社会服务，重视学生在实践中接受教育、洗礼与锻炼。蔡元培认为大学要以“引领社会、服务社会”为职志。就后者而言，“就是学生或教育一方面讲学问，一方面效力社会”。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办学强调“理论家”与“实践家”相结合。熊庆来主张“学术救国”，但是在他看来，“学术需要转化为实际应用，学术必须能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才能体现出学术的价值”。郭秉文尖锐地批评中国教育的弊端，明确指出我国教育“成绩甚少、进步甚迟”的原因就在于“教育不切于实用也”。有鉴于此，郭秉文1915年就开始“提倡职业教育”，20年代又提出了农科要为农民服务、为农村服务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宗旨：“按中国农业上之需要，造就人才，为农民服务”“按中国农业上存在之问题，用科学方法，图逐步之改良和解决”。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主张“所有的学科，都要切合国家的需要，以后各方面的行动，要与政府有最密切的联络；我们必须寻求实际的应用，尤其是要切合国家的需要，在政府的指导赞助下求实际的应用”。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立足本省，面向西南”办大学，积累了两方面的经验：“紧密地联系当地实际”与“服务社会，与社会进行双向互动”，这既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做出了贡献，又可“获得学校发展所需的资金和研究材料”。
不少大学校长十分看重大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及能力的培养。周诒春长校清华学校期间，先后成立了青年会社会服务团等社会服务性学生团体，学生将组织、参与各种会社视为“自动的作业”与“练习的机会”。在蔡元培平民教育思想的影响下，邓中夏、许德珩、罗家伦等北京大学学生组建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利用节假日到工厂或农村宣讲。蒋梦麟继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一如既往地要求学生投身到各种服务社会的事业之中，因为它“一来是救国的根本办法，二来是学生的能力做得到的，三来可以发展学生自己的学问和才干，四来可以训练学生待人接物的经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秉持“科学救国”的理念，特别注重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提议学生到各行各业、生产一线去调查和研究：“学政法的可以去研究地方政治或县政实施，学经济的可以去调查商业流通和农业经济，学农的可以去改造农作种籽，学理化的可以去调查工业及改良土壤之类。”
再者是重教。许多大学校长都主张大学应该把实用的知识、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方法等及时地、尽可能地向社会传播。蔡元培认为大学服务于社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的服务，如指导平民；一种是间接的服务，即从事科研、培养人才。前者就属于“教”的范畴。在指导平民方面，许多大学开办有平民学校、夜校等。如郭秉文兼任校长、马寅初掌校（时任教务长，似今CEO）的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就开办了“商大平民夜校”，除了“为小学程度的平民免费施教”以外，更“专为在外服务商界青年补习学问及应用知识而设，故所定之学程咸以注重实用为宗旨”。“在商业的都会，大学就指导工厂、商业；在农业的州府，大学就指导农人”，成为了那批校长们的共识。
最终是重推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以中华职业教育社、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等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为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合办农场、改良品种、流通金融、农业调查、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当时金陵大学农科从康奈尔大学引进教学、科研、推广三合一制度，简称“三一制”，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并落实到推广应用之中。例如，陈裕光主政下的金陵大学独立创建或与政府部门合建的许多农村推广实验区，如“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江宁农业推广示范县”“温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等，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显著的经济效益。其中，尤以金陵大学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于1930年合作创办的“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最为著名。至合同期满时该区常年经费已达8000元，全部由生产事业收入提供，实现了自给自足，并且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37年秋，实验区事业移交当地合作社联合社继续办理，从而实现了由大学倡办到合办、最终达到农民自办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