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道：重传、重改、重引领
这里的文化，是以文化人、化民成俗之意。大学是社会的文化高地，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学记》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治国安民，第一要务就是推行道德教化。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学承载着巨大的文化责任，最要者有三：传承文化、改造文化、引领文化。
重传，就是注重传承文化、传播文化。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国度性，所以，大学首先要传承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思想、深刻完备的道德伦理等，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它已渗透在中国人的血脉中，成为我们共有的文化基因，一直有力地制约和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当然，我们也要学习、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校长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工程的擘画者与建设者。
重改，就是注重改良文化、改造文化。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有优秀与平庸、高尚与低俗、先进与落后、科学与愚昧之分，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改造与改良，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显得尤有必要。例如，吴贻芳就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时，卸任校长德本康夫人在现场重申金陵女大的创办宗旨是“培养具有基督人格精神的人”，为中国“训练基督徒妇女领袖”，以促进“中国基督教化”。吴贻芳则在就职致辞中提出金陵女大开办的目的是“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她把金陵女大办学的重心暨校园文化的重心“由扩展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转向了为国家培养有学问、有道德、有服务社会本领的人才上”。蔡元培希冀利用外国的“科学方法”，达到在我国的学术与文化方面能有“更进之发明”的目的：“研究也，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重引领，就是注重引领文化、引领风俗。蔡元培认为大学要以“引领社会、服务社会”为职志。就前者而言，作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大学在社会道德建设上要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进德修养，担起培育社会公德的责任，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关于大学的三重使命说，把大学的引领功能诠释得十分透彻：大学不仅要承担改良社会、服务地方之重责，而且须肩负弘扬社会道德的神圣使命，成为“社会灯塔”与“海上之光”。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认为大学有两大使命，一个自然是培养人才；另外一个就是“向国家人群供给思想学术、新发明、新创造”，“以备国家人群之用，而增进人类之福利”——他甚至把这一条放到了“造就具有思想、富有学术，能发明、能创造、能领袖群伦的人才”之前。蔡元培认为，大学对于社会的两大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引领，就是“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作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大学在社会道德建设上要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进德修养，担起培育社会公德的责任，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有感于“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私德不修，祸及社会”，蔡元培发起成立了名震京师的“进德会”，立志与社会浊流作斗争，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郭秉文主张大学要预判和引领社会的发展，为改良社会，为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等，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大学对于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是郭秉文提出来的。这反映了一位大学校长的角色自豪感、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自己之品性行为负修养之责任”；“对于同学之品性行为负规劝之责任”；“对于本校校风负巩固发扬之责任”；“对于本校附属学校之训育负协助之责任”；“对于本校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联想到郭秉文所说的“一校行之有效，则推及于全国，我国教育之前途，庶几有为！”这句话，如果大学都能“对于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则高等教育对于社会之引领便会蔚成风气。这种引领“似可说是与教学、科研、服务等量齐观的高等教育的‘第四职能’”。而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大学要“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恢弘设想更是把大学的引领功能放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