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两山理论”之所以释放如此巨大能量，其生命力在于这个理论顺应了时代和农村、农民的需要。
一是“两山理论”顺应了生态文明时代发展需要，抓住了时代的机遇。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今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正是由于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化以及雾霾严重的城市病，倒逼绿色消费、生态消费成为新时期生态经济发展的新市场和新动力。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能够满足这种绿色消费的青山绿水资源恰恰在乡村，是时代给乡村绿色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二是“两山理论”顺应了农村发展需要，找到了乡村发展优势。习近平的“两山理论”，不是让乡村模仿城市搞发展，让农村也搞工业化，这不是农村的优势；而是让农村自己拥有的青山绿水变成财富，让农民熟悉的乡土文化变成乡村旅游资源，把农村传统农业办成休闲、旅游农业，这些资源是农村有而城市没有的禀赋优势。农村不能发展，不是农民愚昧落后，而是没有找到农村发展的禀赋优势，而“两山理论”正是顺应了农村的独特优势。
三是“两山理论”顺应了农民的需要，找到了乡村发展原动力。习近平“两山理论”在浙江农村落地，表现为各种类型的乡村生态产业发展，但最需要关注的是在浙江乡村充满生机活力的另一种新业态，即农家乐。目前在中国农村广泛出现的集经营青山绿水、乡村文化、生态农业为一体的农家乐、牧家乐、渔家乐，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而习近平的“两山理论”既是这一创举的指导理论，也是对这一创举的理论表达。
乡村发展新变革：县域治理做文章
从微观看，“三农”问题是农民与农村发展的问题；从宏观看，“三农”问题是关系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从中观看，“三农”问题的解决又涉及到县域治理问题。可以说乡村虽小有乾坤，事关天地人。如果说习近平的乡村本位理论，是决定“三农”问题解决之道、乡村定位的“天”的问题，那么“两山理论”则是乡村发展如何落地的“地”的问题，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直关注的县域治理，则是解决“三农”问题中“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关于“三农”问题的思维，是一个包含天地人三者系统协调，充满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中国智慧的思维。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占了中国国土面积的89%，户籍人口的70%。经过几千年形成的中国县域区划，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稳定地承载着中国多样性的自然生态、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县域是我国最大的行政单元，决定了中国不能走向西方式的以“城域”替代“县域”的单一治国之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尝试走的市管县的管理体制，实践证明并不适应中国国情。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十分重视县域治理问题，围绕县域治理主抓了三件事：一是明确定位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与功能。习近平把县域治理形象地概括为既“接天线”又“接地气”的重要国家组织。县一级工作做好了，党和国家全局工作就有了坚实基础。二是抓关键，明确提出县域治理的关键是县委书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非常重视县委书记在县域治理中的作用，对县委书记提出一系列高要求。三是树标杆，以焦裕禄为样板，对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进行表彰与激励。
县域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治理保障。习近平关于县域的治理思想与乡村本位思想一脉相承。习近平的乡村本位理论，明确提出中国城镇化不能走西方式城市替代农村的单极化发展之路，中国国情决定中国必须走城市与乡村两元共同发展的城镇化之路，由此决定了国家治理体制也不能走单纯为城市服务的单一城市的国家治理体制，而是根据中国国情需要，走县域与城域两元并存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之路。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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