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围绕宏观经济学理论，从经济学新兴学派（如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等）到新兴流派（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等），无一不在重视并研究经济增长动力的相关问题。从全球范围内各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看，传统宏观经济学倡导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一直被奉为圭臬。
然而，若细心观察也不难发现，从2008年美国应对金融危机时在宏观调控中采用具有针对性的“供给管理”措施，到中国开启全面深化改革时代、下定决心加快推进的从重经济发展规模、数量到重经济发展质量、效益转变的经济结构调整，无一不失为在经济体运行实践中推动经济增长的切实有效措施。这些并未正式出现在教科书中的、看似颠覆金科玉律却在经济实践中切实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已引发学界的广泛讨论，对“三驾马车”究竟是否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讨论也包括于其中。
需求侧管理须面对结构性问题
追根溯源，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强调的还是“有效需求”这一概念，所指即在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均衡时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而由此产生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中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出口三大动力，自然也相应地指向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在短期视角和三部门经济框架下，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有效需求总是不足的：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强流动偏好会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并认为这是形成生产过剩危机并导致高失业率的直接原因。加入开放经济因素作分析后，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四部门经济框架下认为净出口需求受到实际汇率的影响，而影响程度则最终取决于该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弹性和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总而言之，最终仍落脚在需求侧。
但基于需求的以上认识，并不妨碍我们对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作出一个新视角的定位，即其认识框架实已体现了需求侧管理也必须面对结构性问题，即光讲总量是不够的，必须对总量再作出结构上的划分与考察。这当然可称为是一种认识深化与进步的体现。从灵感源自马尔萨斯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宏观经济学强调的就是侧重于总需求的有效需求层面，并随着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的更新而抽象为大家所熟知的AD-AS模型。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强调的实际上就是通过货币总量来调节宏观经济。而以消费、投资和出口为核心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则使一直以关注总量为己任的需求管理实已展现出结构性特征。虽然都是基于需求侧的分析，但是从以俄罗斯籍经济学家希克斯的相关研究而抽象产生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开始，IS—LM模型和IS—LM—BP模型显然通过产品市场的决定、货币市场的决定以及开放经济的决定为需求管理拓展出更为广阔、也理应继续得到认识深化的结构性空间，其相关研究也使需求管理得以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来满足宏观调控需要，并合乎逻辑地延展到“供给管理”问题。
需求侧“元动力—三动力”的得失悖论
如此，按照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人们结构化地将消费、投资和出口视为需求侧总量之下划分出认识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从动力的源头追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本原层面的“元动力”，当然是人的需求，有需求才会继之有生产活动来用以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出，从而产生供给。基于这种“元动力”的认识，才有把需求总量三分的“三动力”即“三驾马车”的认识。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得出，由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总是不足的，所以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刺激总需求，同时还不得不具体处理消费、投资和出口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宏观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认识框架的内在逻辑，实已指向了对应三方面需求的结构性响应因素——供给的方面，必须纳入研究，但在传统经济学中这一框架隐含的（非内洽的）“完全竞争”假设下，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那里，这种应继续努力探究的供给侧分析认识，却被简化为“市场决定供给结构并达于出清”而无需再作分析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