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区域特征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区域经济发展出现大幅波动。2014年，东北地区GDP增长5.9%，增速同比下滑2.5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同比下降了0.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15.8个百分点，出口增速下滑18.1个百分点，工业增速下滑4.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东部地区的经济运行较为平稳，2014年经济增速的降幅为0.9个百分点，工业增速和投资增速的降幅为各区域板块最低水平，显示了较强的稳定性，经济企稳的迹象较为明显。中部地区经济增速保持第二，且降幅最小，出口保持两位数增长，显示出一定的发展韧性。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形势虽然优于东北地区，但稳定性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其中西北地区的投资增速下滑较为明显，西南地区的进出口有所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可以看出，当前各地区经济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和分化发展的趋势。能够适应新常态的地区就能较好的保持经济运行，甚至能够引领新常态：
产业结构是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产业结构成为地区发展分化的重要原因。东北地区、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地区的资源型行业比重较高，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国内需求减少，产能严重过剩，石油、煤炭、钢铁等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地区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东部省份的服务业比重普遍高于其他地区，在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资源型价格下滑的经济背景下，服务业比重高的地区受到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服务业发挥了经济发展稳定器的作用。
新产业、新业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东部地区的技术和人才集聚程度较高，战略性新兴产业起步较早，电子商务、健康养老、节能环保等新业态发展较快，新技术与产业正在深度融合，这样不仅迎合市场需要，甚至能够激发市场需求，释放出新的经济活力。而西部地区增长过于依赖高投资，东北地区过于依赖资源和传统装备制造业。这两大板块新兴产业和新业态发展滞后，传统产业受到经济波动的冲击，缺少新增长点做来拉动经济发展。
全面改革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改革的红利不断释放。从地区角度上来看，东部地区改革力度相对较大，一是国有企业改革走在全国前列，二是沿海的上海、广东、福建和天津设立自贸区，以开放助推改革。各地区的改革推动程度不尽相同，是地区经济分化的重要原因。
从“十三五”时期区域发展的背景来看，第一，全球经济再平衡倒逼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虽然全球经济在复苏，但主要经济体和地区之间存在重要差异，全球经济增长不均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明显放缓。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在力求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金融安全等挑战。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面临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挑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不畏艰难地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二，国家重大战略对区域发展的引导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突出。“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都已经在国家层面形成了规划，做出了顶层设计，形成了示范效应，影响着各地区的政策安排。第三，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极，显得比以往都要急迫。经济下行对区域和产业都形成了压力，构建新的增长极点对抗压具有重要的作用。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北京中关村、深圳特区等都发挥了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在区域中心城市构建新的增长极，提升区域中心城市的运行效率，作用十分明显。第四，适应区域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创新和疏解是产业发展的两大趋势。发达地区的产业选择正在向总部经济、生产性服务业、绿色经济转变，传统产业、能源原材料产业和部分低端制造业从发达地区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疏解出去，能够更好地配置有限的生产资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五，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加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的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在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主要依靠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基本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第六，生态文明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国家和地区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目前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区域发展的新主体，在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治理和生态补偿是区域协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内容，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共同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