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引向成功的是毛泽东，但在国家建设时期他的认识存在误区，没有跳出阶级斗争的束缚，结果出现了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改善和引领中国共产党实现转型，或者说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思维引向执政思维的是邓小平，他解决了中国人一直无法解决的吃饭问题。邓小平是最早参加中国革命的那一代人，贡献巨大但不是主导者，他的贡献主要是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思维和价值系统，实现了一次重大超越，实现了治国理念的突破。在探索中国的大国道路进程中，我们需要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以重大理论突破实现党的自我超越，实现民族的飞跃性发展，这个责任落在了习近平肩上，原因在于两个方面：首先，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都处于十字路口，要么超越，要么走弯路甚至歧路，没有中间道路，这时需要引路人；再者，习近平已经展示出来的执政风格和执政能力，一个反腐和立规矩，就已经切入到改变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层面，令人刮目相看，且尽显伟大政治家的品格和风采。
进一步认识毛泽东、邓小平与习近平的执政特点，会发现之间存在相通与区别之处。毛泽东之所以在“文革”中犯了重大错误仍然受到后人的高度推崇，主要是作为革命党的领袖，无人比肩。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理论至今影响着党的政治品质和性质宗旨。他在建党建军方面，贡献巨大而不可替代。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执政方式和执政成效上，远没有领导革命那么突出。主客观的原因导致了毛泽东没能超越历史，超越自我。所以，如果提出毛泽东解决了什么和没有解决什么这样的问题，可以说从陈独秀、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到毛泽东本人，都是围绕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在中国获得实现的问题而展开，毛泽东是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领路人，但他只是解决了革命这半程，没有解决执政这半程。这就是看党史军史主要是看毛泽东的原因。
主导国家建设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推动中国共产党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初步转型，主要是邓小平，邓小平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尤其是确立了“和平发展”的政治观，设计和主导了改革开放，由此使中国共产党跳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观。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到1992年南方讲话，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邓小平就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在这方面无人可比。我们从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可以领略思想解放的威力，由此折射出邓小平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和政治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则根据这一设计，主要探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该怎么走。回头看改革开放，可以说党能够从封闭僵化中走出，就因为邓小平以伟大政治家的胸怀和勇气，采取了亚历山大一剑破解“戈耳狄俄斯之结”的决断，坚持“不争论”，跳出“姓资姓社之争”，一切以务实为原则，包括南海这样的重大争端，他也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应对。正是有了邓小平的思路和方法，才有了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我们要承认，邓小平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解决中国的大国道路，这一历史任务落在习近平的肩上。
那么，习近平面临什么挑战，必须超越什么？简单地说，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都没有解决的或没有面临的许多重大历史命题都集中到今天，需要习近平以伟大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予以破解。毛泽东没有解决阶级斗争之外的精神力量之源问题，邓小平没有解决经济飞速发展后的利益分配或利益共享问题。两个问题，一个涉及精神世界，另一个涉及物质世界。只有将两个问题都解决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会成为现实。
习近平要有效解决两代领导人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不能重复两人已经采取的方式方法，只能自创新路，要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基础上实现重大创新，或者说实现革命理论向执政理论的突破，才有可能破解中国共产党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毛泽东是在中国这样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运用从西方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完成中国革命的实际，邓小平是在发现我们以往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探索前进道路，也就是仍然是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中进行。习近平不可能再在这样的环境中前进，他要超出中国以往积累的经验范畴，不仅仅要考虑中国怎么发展，而且要考虑中国和世界怎样在互动中发展、甚至中国能否为世界探索一个更好的发展道路的问题。换句话说，毛泽东时代仅仅以批判和否定西方，就可以保证自己的合法性、先进性，而今国际国内的政治生态与民众的观念和思维已经走出很远，仅仅是否定显然无法说服人，无法赢得更多追随者，习近平必须通过创造科学理论，并且是内生的理论为全社会找到共识，否则“左”右之争将永远进行下去。以中国参与世界规则制订为例，毛泽东时代搞了“三个世界划分”，邓小平时代搞了个“南南关系、南北关系”，二者有差异，但都取决于二元政治观。在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必须创新外交理论和国家关系准则，这决定于政治观是否取得突破性进展。
“四个全面”蕴含的新政治观
习近平的执政方略是“四个全面”，执政理念则是“新常态”，新政治观就蕴含于其中。因此，我们分析其新政治观必须弄清“四个全面”的基本内涵和政治品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后的政治品格和价值追求。确立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建设目标，反映的是执政集团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影响的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这也是政党高举的旗帜和奋斗目标影响追随者的重要原因，同时是接受人民群众评价和检验的尺度。代表小部分人的利益必是小众党，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才敢言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政党代表的阶级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注定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与政党主导者的政治理念与政治设计处于变化之中。很多政党在发展强大以后会发生蜕变，比如苏共后期就蜕变为利益集团，国民党之所以由号称世界四大政党到衰败，也和它由为人民大众利益而奋斗蜕变为“四大家族”的利益代表有关。然而，蜕变后的国民党只能依赖自己的利益集团，脱离了这个集团就会迅速走向灭亡，所以，国民党不是不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但政治落后制约着其前进方向和道路。
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确立发展目标和实现路径，很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政治品质，坚守政治伦理，力避背叛自己的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邓小平及其后来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存在一些差异。建成作为一种方略，作为习近平的政治观表现出来，其内涵之丰富、意义之重大必是我们需要深刻把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