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是以“善治”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20次提到“公平”一词，充分说明公平在现代治理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新年贺词中明确指出，“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2015年4月28日，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对“机会公平”、“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有所论述。
当前，测度中国县市经济社会公平度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于了解和改善中国县域地区经济社会公平程度，以及推进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更加公平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这也是我们对县市经济社会公平度展开测评的主要初衷。同时，处于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县市之间的地市一级，在区域经济调控、要素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发展统筹等方面有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对其经济社会公平度的研究和评价同样不可忽视、不可或缺。
近几年来，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社会形势，山西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特别是对山西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迎难而上，奋力拼搏，各项工作稳中有为、稳中有进，全省各地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改革创新亮点纷呈，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人民论坛测评中心在所构建的以县市为测度单位的经济社会公平度测评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对具体指标进行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建立了中国地方经济社会公平度评价体系。现根据2015年山西统计年鉴、2014年山西省各地市年度统计公报等提供的公开统计数据，对山西省11地市的经济社会公平度进行了测评、排名、比较和进一步分析。其中，除部分地市城乡低保人口方面的数据来自前瞻网外，测评过程中应用的其他原始数据均来自山西统计年鉴及山西省各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们寄希望于通过这种系统性的研究，对各地市的主要做法、有效经验进行探索，并为各地市今后促进经济社会公平度的进一步提升，提供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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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1个地市中位列第10。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分配公平度处于中下水平（在11个地市中位列第7），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排名靠后（在11个地市中均位列第9）。通过进一步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下的四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首先，底线公平度的偏低，与城乡低保人数占常住人数比重较高、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两方面均有关；其次，机会公平度的偏低，与义务教育完成率偏低、中高等教育完成率偏低两方面均有关。为此，对于大同市，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贫困人口脱贫、促进成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缩小，继续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以及继续提高中高等教育完成率，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吕梁：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1个地市中排在末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机会公平度、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后（在11个地市中均位列第10），底线公平度在11个地市中排在末位。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分配公平度下的七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首先，底线公平度的偏低，与城乡低保人数占常住人数比重偏高、城乡消费支出水平差距较大两方面均有关；其次，机会公平度的偏低，与义务教育完成率偏低、中高等教育完成率偏低两方面均有关；再次，分配公平度的偏低，主要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偏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偏低两方面有关。为此，对于吕梁市，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贫困人口脱贫、缩小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继续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继续提高中高等教育完成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报酬中的比重，以及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均是其今后进一步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可能产生的误差及后续可开展的研究说明
数据可得性带来的限制。在七个二级指标的指标数据选取方面，主要是以数据的可获取性为导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指标数据对于指标的准确反映水平，因此测评得到的结果与各地市的实际情况存在略微偏差在所难免。
更为深入的实地调研有助于对测评结果进行补充和修正。除了数据的可得性会给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数据的选择带来限制之外，现实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地市，有其自身不同的发展特色、发展重点和难点，因此评价地市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指标体系应尽量避免千篇一律。在本次测评的基础上，若能就相关问题在11地市广泛开展实地调研，不仅有利于准确把握各地市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而且有助于根据各地市发展重点等，针对不同地市设计不同的指标权重，进而对测评的结果进行修正和补充。
如若可以获取更为详实的各地市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将能够在构建地市经济社会公平度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之基础上，从实证的层面更深一步地探索究竟还有哪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因素，会促进或限制山西省11地市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提升。
（执笔：于飞 栾大鹏）
（全文请参见《国家治理》周刊2015年11月第二周，总第6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