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的双边和多边的全球治理框架中，一个新的概念正在被不断提及——国际产能合作。从2015年年初的政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到近期的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所签署的巨额合作协议，中国正在强烈地抒发自己与包括英美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意愿。作为一个新的外交词汇，以及作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的治理理念，国际产能合作隐晦地预示了中国对外投资结构即将发生的显著变化，这将助力于推动中国的国企改革，尤其是在面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机制时，提高中国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经济：约束条件促使投资结构变化
从大量出口中低端工业产品，到输出高端制造业，以及在他国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发展模式，作为一个传统的“输出性”大国，中国正在逐渐开辟一条资本净输出的国家发展之路。200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有299.0亿美元，而至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攀升至8826.4亿美元，首次步入全球前10行列，其所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份额也由2002年的0.4%提升至3.4%。
《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按三次产业划分，投资流量占比分别为1.3%、25.3%和73.4%；三次产业的投资存量占比也分别达到了1%、24%和75%。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象中，传统采矿领域的交易金额大幅下降，而涉及制造业、农林牧渔业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并购亮点突出。
促使对外投资结构性转变发生的原因，既包括国内制造业的逐步升级，也有来自中国自身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驱使。近些年来，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增加、消费性需求不足、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已经逐渐从预测变为现实，面对种种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诸如“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智慧城市”等类似的政策不断出台，这些顶层设计既推动了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也有效带动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升级转型。
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
发展中国家历来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对于工业欠发达且人才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鼓励产能合作更多的目的在于提升中国企业以更低廉的价格提供足够的工业原材料和有效的项目管理经验的能力，而发展中国家也将以更小的成本从中获得深益。通过一系列的外交访问途径，中国试图游说发展中国家在一些重大项目的资金筹措或者资源分配上向中国企业倾斜，同时赋予中国企业更多的优先权。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将提供相较国内更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工厂和建设工业园区扩大产能也将因此获益。
然而，发展中国家也存在政治的不确定性、债务的偿付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些构成了中国企业在保障项目正常运营和获得可持续性业务收入方面的潜在风险。“过时谈判”的现象在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易中频频出现，企业投资一旦到帐，双方之前的谈判就会过时，企业讨价还价的砝码立即变成了“沉没成本”。
精明的投资者不会把全部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以非洲国家为例，2008年我国对非洲的投资流量最高时达到54.91亿美元，但近些年在我国对外投资流量大幅攀升的大环境下，对非洲的投资却有所减少。2014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为32亿美元，说明了我们在对非洲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更加趋向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