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比照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不难发现，东亚区域合作并非由地区大国主导，而是由小国组成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主导，即所谓“小马拉大车”模式。
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东亚大国博弈与东盟积极追求的结果，同时东盟的独特运行方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⑰以开放式地区主义以及机制化发展为核心的东盟方式（the ASEAN way），不仅符合了东亚地区大国关系复杂、国家间互信缺失的地区性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形成了东亚区域化制度体系的面貌。⑱在东盟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印度尼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因其战略位置重要、经济体量较大，在东盟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外政策也颇为引人关注。
印尼方面，首位直选总统苏西洛2004年入住独立宫后，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仍在2008年后保持着年均8%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在对外政策上，印尼奉行积极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同东盟其他9个成员国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同时，均衡发展同各大国的关系，试图使印尼成为东盟的领导力量，使东盟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领导力量。菲律宾方面，虽然在阿基诺三世上台后，菲律宾的国际形象排名有所下降，但经济表现却相当不俗，2013年更是以7.2%的经济增长率，名列亚洲第二。在菲律宾的对外关系体系中，以东盟作为依托，将对美关系视为重中之重，近年来同日本加强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相互配合。越南方面，至1986年提出革新开放口号以来，经济逐步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2010年GDP已达到2000年的3.4倍。在此基础上，越南力图构建多元化、全方位的外交格局。自1995年加入东盟以来，在密切与东盟国家经济关系的同时，成功推动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加入东盟，在东盟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牵制中国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越美关系发展迅速；而中越关系尽管面临南沙群岛主权归属争议等问题，但在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
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东亚地区的区域化进程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多边层面，在安全和经济领域都呈现出积极的变化。
区域经济合作。1989年APEC正式成立，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开始起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改变地区经济形势的同时，也开启了东亚经济制度化合作的进程，即由单纯的市场驱动型向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度导向型转变。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东亚经济合作如火如荼。近年来，地区范围内出现了以美国为主导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以东盟和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巨型FTA”合作构想。
在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的战略格局中，TPP占有重要位置。在美国的力促下，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智利、秘鲁、文莱这12国经过近五年的艰苦谈判于2015年10月就协议达成一致，实现成员国之间商品与服务关税减让，降低其他部门门槛，制定新的经贸规则。⑲同一时期，在东盟等地区国家的倡导下，RCEP合作框架协议应运而生，这一合作倡议涵盖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若能顺利推进，将形成GDP总量达23万亿美元的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贸易区。⑳虽然这两大机制在成员国构成上存在一定的重叠，并都认同将构建亚太自贸区作为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目标，但在表现出互补性的同时，更多是两者的差异为地区经济合作带来的不确定性，东亚国家不得不在标准一高一低，以TPP为代表的美国道路还是以RCEP为代表的中国道路中进行艰难抉择，加重地区经济合作过程中的大国博弈色彩。
区域安全合作。在东亚，由于国家间核心利益的巨大差异，形成了多元化的安全观念，加之国与国之间在历史、领土（海）以及核扩散等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使得人们普遍认为东亚安全困境的产生与存在是一种必然。与此同时，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海上安全以及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威胁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这些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使得东亚成为当前世界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
不过也要看到，东亚地区在冷战结束后20余年的时间里维持了和平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地区国家围绕安全问题展开合作，并探索建立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目前地区范围内的安全合作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依托东盟建立的集中探讨区域安全问题的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10+8”防长会；第二，针对具体问题而设立的多边安全磋商机制，如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第三，涉及到安全议题的综合性的地区合作机制，如东亚峰会。21
东亚格局的演变趋向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正效应。2013年，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就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明确宣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国共同做出的“战略抉择”。
力图打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在基于中美双方实力对比、政策互动以及国际地区形势发展变化而形成的，被中美两国政策界广泛接受并积极构建的，存在可控竞争与广泛合作的一种国家关系。22可以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中美关系朝着更稳定、更有预期性的方向发展。23同时，中美关系新定位释放出的正向效应会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经济融合发展、治理结构优化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不冲突、不对抗”，在安全领域有效减少战略误判。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广泛存在的领土、领海纠纷，加之区域内残存的冷战遗产，使得东亚地区面临着因战略误判而被卷入大规模战争的风险。24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内涵就是“不冲突、不对抗”，这意味着中美两国会致力于避免出现以极端激烈的方式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局面。这在客观上会产生外溢效应，促使东亚地区各国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认知，确保地区国家不会因错误预期地区安全形势、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走向而轻率地采取军事手段来改变现状。
其次，“相互尊重”，在地区治理层面有效提升区域治理水平。长久以来，传统安全都在东亚安全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地区治理长期被忽视。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频发，在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威胁的同时，也推动着东亚地区治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东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地区国家强烈的主权观念，使得形成的治理机制多以协商为主，缺乏约束性，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成效不够显著。因此，中美作为东亚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应秉承“相互尊重”的原则协调在发展水平、社会制度以及历史文化背景都存在较大差异的东亚国家，逐渐突破主权观念，通过建立更具强制力的治理机制，在中美双边关系治理与东亚地区治理之间实现良性平衡。25
第三，“合作共赢”，在经贸领域有效增加区域范围内经济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与地区经济发展与一体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地区提供经济类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都大幅提升，这必然与正在进行战略重心转移，并力促在东亚贸易、金融与投资领域发挥更大影响力的美国产生摩擦与分歧，也可能导致地区经贸分工体系的分化。但不容忽视的是，中美在经济领域已经形成了深度的相互依赖，中美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在连续10年的时间里充当着美国成长最为迅速的出口市场。26因此，“合作共赢”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现实基础。中美在地区经济合作领域并非零和博弈关系，中国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公共产品的做法也不会危及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利益。同理，中美在经济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如贸易摩擦、市场准入、人民币汇率等，也将随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深入发展而以最小的代价得到解决，并在此过程中为东亚经济地区主义发展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
区域格局走势前瞻。区域格局，作为宏观把握地区形势与走向的主要内容，作为国家制定政策与协调对外关系的基本依据，在具有客观性与稳定性的同时，也兼具可塑性与变动性。东亚二元复合格局客观地反映出东亚地区权力结构与中美之间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性。但同时，区域格局必定会随着地区战略力量变化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