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会议与中国的作用
奠边府战役取得的胜利，实现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在越南打几个漂亮仗的要求，使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不仅处在正义的反侵略者的地位，而且处在战胜者的有利地位。
日内瓦会议是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1954年7月20日，越法就越南划分集结区问题达成协议，两集结区以北纬17度线南、九号公路北约20公里的六滨河为界。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出自己的军队的声明以及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7月21日，会议终于达成一系列协议。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各方分别签订了停战协定。北越从此真正从法国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在解决如何划分越南交战双方的集结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争取到法国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的支持，甚至飞回广西柳州与胡志明主席交换意见，到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协调越、中、苏的看法，打破了在划分集结问题上的僵局，扫除了会议达成协议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
日内瓦会议就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以及越南、老挝、柬埔寨独立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与会各方基本都满意，只有美国和越南不满意或者说是不很满意，这不仅为后来的越南战争埋下了伏笔，也让越南后来就此对中国耿耿于怀。
会议之初，越南的胃口并不大，但随着奠边府战役取得胜利，越方代表对南北划界产生了动摇，甚至希望以北纬17度更南面的界线来划出非军事区。后来，中、苏两国最终说服越南代表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事后越南内部一直有一种杂音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故意不让越南实现统一。
在中国建议下印支三国分别建立自己的共产党
越南共产党曾多次更名。1930年2月3日在中国香港召开成立大会时定名为越南共产党，当年10月更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1951年再改名为越南劳动党，1976年4月最终改称越南共产党，回到了建党之初的原点。
抗法边界战役胜利后，越共在越北有了安全的立足点。越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1年2月11～19日在越北中央根据地的宣光召开。这个大会分前后两个阶段，前半段悬挂的会标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半段则改为“越南劳动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悬挂着胡志明的大幅画像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肖像，背景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国旗，彰显着国际共产主义的色彩。
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和候补代表共211人。除了印度支那共产党中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党员外，应邀出席的还有中国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等兄弟党的代表。
由于中国方面提出意见，为了适合各国的特点，大会决定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分别建立自己的党组织。此后的1951年6月，柬埔寨的共产党人成立了人民革命党运动委员会。老挝人民党于1955年3月22日成立，凯山丰威汉为党的总书记。越南方面则决定公开党的活动，并改称越南劳动党，选举胡志明为党主席，长征为总书记。
越共1960年9月5～10日在河内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苏联、中国等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胡志明当选主席，黎笋当选第一书记。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尚有一人——杜梅健在。杜梅1991年越共七大担任了越共总书记。
援越抗美与中苏美三角关系
三十万大军入越作战成为无名英雄。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后，美国杞人忧天，以担心南越乃至整个东南亚被“赤化”为借口，继承老殖民者法国的衣钵，违反《日内瓦协定》，发动“特种战争”，直接派兵来到南越，打“有限度战争”，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甚至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南部边境来，理所当然受到中国的反对。
从20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应越南方面的要求，中国向越南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后勤、运输、排雷等部队32万人，在越南北部执行了防空作战、修建和抢修铁路、公路、机场、通讯工程、设防工程、陆上运输、海上排雷等任务，协助越南北方军民抗击美国侵略，保卫了越南北方的领土和领空。
从1965年6月至1973年3月，中国援越部队对敌作战2500余次，击落美国飞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获美国飞行员42名；修筑坑道25600余米、各种工事300余个；新建改建公路7条，长1230余公里；新建铁路117公里，改建铁路363公里，抢建便线便桥8公里；修建机场一个，修建飞机洞库2个；架设陆地通讯线路560余杆公里；铺设海底通讯电缆90余公里。为了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中国的援越部队甚至献出了鲜血和生命，有1100人牺牲，至今长眠在越南的土地上，有4200人受伤。由于中国方面要求每位出征将士不论对自己的父母兄妹、妻子儿女，还是亲朋好友、恋人情人，一律保密，守口如瓶，所以尽管是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但中国援越部队完成任务凯旋后，从未宣扬过这方面的伟大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