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越南同苏联签订为期2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规定：“在双方中的一方受到进攻或受到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立即交换意见，以消除这一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④在得到苏联的支持后，越共中央向各部队和各省、市下达指示：“中国是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越南新的作战对象，要采取进攻的战略，在边界进行反击和进攻。”⑤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同美国新闻记者共进午餐时说：“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件事，苏联在哪里搞，我们就阻止它，挫败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捣乱。”⑥
1979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访问记《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1979年2月17日拂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越边境对越南的挑衅进行了自卫反击，给予越南以沉重的打击。1979年3月5日，新华社发布声明：“中国政府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边界。”⑦
到3月16日为止，中国对越反击战结束。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对越自卫还击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得到了胜利，不仅对于稳定东南亚局势，而且对于国际反霸斗争，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将来还会起作用。”⑧
中越关系正常化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以“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双重身份，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30年来首次踏上中国的领土。邓小平会见了戈尔巴乔夫，这次会见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它结束了中苏间长达二十多年不堪回首的过去，开始了两国间一种新型的关系。
东南亚方面，由于苏联对外政策的改变，不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89年，越南不得已开始撤军。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联合国于1991年10月20日在巴黎举行关于柬埔寨问题的第二次国际会议，19个国家的外长和柬四派领导人再次与会。经过两天的会谈，会议签署了四项文件：《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议》、《关于柬埔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其不可侵犯、中立和国家统一的协定》、《柬埔寨恢复与重建宣言》和《最后文件》。柬埔寨问题和平协议的签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使旷日持久的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得到实现。
中苏关系改善，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为中越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中越两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要求两国睦邻友好，共同发展。和平与发展已是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中越关系解冻水到渠成。1989年10月，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访华。他转达了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对邓小平的亲切问候，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还说阮文灵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华。邓小平也请凯山转达他对阮文灵的问候，并说：“我早就认识阮文灵同志，我知道他思维灵活，很有理智，工作很能干，胡志明主席很器重他。我希望他当机立断，把柬埔寨问题一刀斩断。现在我年龄已大，快要退休，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⑨
1990年9月3～4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越南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杜梅和越共中央顾问、越南政府前总理范文同来到成都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举行了两天内部会谈，双方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两国正常化关系达成了共识。这是10多年来中越两国领导人首次会晤。会谈结束时，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会谈纪要，为中越关系正常化扫清了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