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经济实力
“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苏辙，《上皇帝书》）在国际舞台上，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其维持大国乃至霸主地位的基础。经济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要称得上“强”，需要在生产、贸易、金融等经济的各方面都拥有并维持明显的优势。
首先从生产方面来看，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以及二战后全球分工新格局的形成，美国的优势产品广布于各个产业部门。从初级的农产品到最前沿的高科技产品，大至波音飞机小至电脑芯片，美国在先进科技、生产管理方式组织下生产的产品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所以它们不惧竞争，且在利益驱动下，对外部市场充满扩张的欲望。跨国公司作为现代经济的特殊组织形式，也被美国企业广泛采用。跨国公司将全球的优势资源集中组织，加以利用，将产品研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环节放在美国国内，而将资源密集、劳动力密集、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的环节置于发展中国家，既降低了成本，也保证了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同时核心技术和资源的安全。
其次，从贸易方面看，美国一直重视海外贸易的拓展。美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和对外贸易的扩展直接相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顺差国。为了维护其贸易优势地位，美国一直标榜自身对自由市场的推广。事实上美国对外贸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和20世纪70年代以前，当美国产品在全球具有显著竞争优势时，美国主张的是“自由贸易”，确保其产品能够自由进入其他国家市场；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美国产品不具有全球优势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更多推行的是“公平贸易”。其主张的贸易规则绝不仅仅是完全的自由贸易，自由的程度、自由的范围都是紧紧与自身优势产业挂钩的。美国利用其对国际制度的主导作用，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时更多的反映自身利益诉求，将对其有利的规则偏好以制度、组织的形式固化下来。这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其经济结构、水平有巨大差异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便是制度的不公平，无怪乎新兴国家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第三，从金融方面来看，美元作为世界主导性货币，是各国最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也是国际贸易中使用的第一大货币。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元不再与黄金固定挂钩，但至今仍有许多国家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将本币与美元建立联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虽已瓦解，但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仍然运行着。并且美国国内金融市场活跃，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能力都很强，这就将世界经济牢牢控制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范围内。其实从美国的政策来看，经济政策从来都是和外交政策相配合的。从20世纪初的金元外交，到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都体现了经济利益与政治目的交织，共同为美国的霸权地位服务。
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相互依赖程度更加深入。在此浪潮之中，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虽然不对称相互依赖可以作为一种权力的来源，但是在一个紧密联系的世界里，事实上减少了可以采取的打击对手的选项——任何打击或削弱对手的方式都可能对自身造成损害。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密切，国家不再是国际关系单一的行为体，多元主体的参与使得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尤其是经济主体，如跨国公司、跨国利益集团，由于经济活动的逐利本性，在行为决策时优先考虑的是其经济利益，并不完全是该国的政府政策，甚至往往与政府精英所定义并执行的国家利益南辕北辙。所以在看待美国经济实力与霸权地位时，不能将整个美国社会、美国经济领域的所有企业、公司决策者看成万众一心、共同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而齐心协力的整体，而是应该认识到在国际关系中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并非简单的原因结果导向，而是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
军事力量的保障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枪杆子里出霸主，不仅是美国的信条，也是美国的实践。和西方历史上任何霸权国家一样，美国霸权的确立与巩固一直离不开其强大的军事后盾。军事力量是美国维护其大国与霸主地位的必要支撑。单从军费开支来看，美国长期以来都是全球军费开支总量和人均最高的国家。美国的国防开支长期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40%以上，为其后15个国家军费预算的总和。即使面临经济危机和财政困难，美国也从未真正减少过国防开支，而是一直以缩减剩余力量、调整军种间资源分配作为手段，根据国际环境的更迭，并站在军事战略发展需求的高度，以更高的效率从根本上保证其军事实力的稳步增强。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国会在五角大楼高层的反复呼吁下，筛选并延续了大量昂贵、针对冷战开发的军事研发及生产项目，以保持对潜在战略对手的绝对优势。在经历了近年来的反恐战争以后，美军能力又在特种作战、网络战、情报搜集以及无人机打击方面得到了极大扩展。这些案例都足以证明美国的军事规划者的战略远见是立足于实战，与时俱进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全球军事发展变革的潮流。尽管新兴国家奋起直追，并在部分领域取得了能与美军抗衡的能力，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战略均势，但此类能力多数属于非对称战争环境下的局部优势。从军事科技水平以及综合作战能力来看，美国在全方位战争中仍占有压倒性优势。不论是核威慑、战略武器、还是常规作战经验，美国均占有明显的优势。从全球军力部署来看，美国在全球各区域都有战略部署，尤其是海上战略通道和对其有重大利益地区，拥有极强的远程部署能力与经验。这既是美国强大军事实力的反映，也确保了其对突发事件的强大军事干涉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
依据双层博弈理论分析美国对军事建设和军事力量的重视，可以从内政与外交的互动层面来考察。从外交方面看，和平与发展并不是美国对国际形势的长期判断。美国外交中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传统决定了将武力作为其霸权地位保障的战略选择。为了展示并维护其大国地位，为其军事机器提供实战机会，美国从来都不怯战，可以说，美国是最为穷兵黩武的国家。从内政方面来看，美国国内政治深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军工利益集团一直是美国政策的重要影响者。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在演说中提到由军队、军工企业及代表其利益的国会成员形成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对美国政策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在这种内政外交互动的作用下，美国重视其军事力量的建设、展示和使用，甚至以发动战争和赢得战争为动员国家的有效手段。冷战以来，几乎每位总统都有主导发动的针对特定国家的战争。借助战争，美国施展肌肉，打压异己，威慑他国，拉拢盟友。不论是发动战争的频率还是造成的全球伤亡都远超其他国家。
“兵者，凶器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孙子兵法·作战篇》）美国对军事实力的依赖既是其问鼎世界霸权的利器，现如今亦成为维护霸权地位所需要负担的沉重代价和对其外交战略思维上的主要限制。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不但是国内经济的巨大负担，同时也是国内政治中最尖锐的矛盾之一。作为全球第一的军事强国，美国在国内民生投入上却饱受社会公知的抨击：普通公民享受的教育、医保以及其他社会福利水平，仍远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然而，美国的决策者们依旧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发动战争并扩充军备，军费开支常年高居不下，并屡屡侵犯公民隐私（从普通美国公民到他国政要）乃至基本人权。军工复合体背后庞大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坛的强大控制，加上政府对反战呼声屡屡置若罔闻，这已经使得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美国的海外军事存在给其国际形象制造了诸多负面影响，全球2013/2014年WIN/Gallup International Survey中，来自65个国家的66000名受访者中，将近四分之一认为美国是对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胁。美国军事强权对他国的主权侵犯，以及无辜平民的巨大伤害，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反美情绪的高涨。从最近的阿拉伯之春就可以看出，当独裁政权被人民推翻后，虽然被美国称之为“民主的胜利”，但是地区内的反美情绪却在新生政权中体现出来。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同时也是对其他国家安全环境的直接威胁。这一压迫性的威胁往往迫使新兴国家，只能通过不断挑战美军在其周边的军事存在以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这种不进则退的博弈使崛起中的新兴国家，不得不以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方式来看待与美国的关系，进而增加了美国对他国的军事担忧以及卷入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在面对综合实力弱于自己，但是却又因各种原因无法与之一战的战略对手时，美国虽拥有军事优势，但处处掣肘，难以运用，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