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象地形容了部分领导干部欺上瞒下的现象。这种欺上瞒下主要是领导干部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上欺骗，博取信任，对下隐瞒，掩盖真相，不作为、慢作为、不敢为，以致贻误工作或者造成不良影响及后果，严重影响党群关系、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发展，危害巨大。
韦伯关于科层制的论述、关于科层组织效率的正功能和适应性、灵活性缺乏的反功能的分析，以及国内学者王亚楠关于干部政治、公共选择理论的“政治人”和“政治市场”的分析，都对干部欺上瞒下的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深刻阐释，但学术方面的研究并未对现实中领导干部欺上瞒下的行为形成约束，其在中国仍显著存在。
当前，部分领导干部欺上瞒下问题存在于中国具体政治实践中，主要源于干部面对潜在的损失、影响、危险和伤害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反应机制。当有些领导干部认为自身受到外界的人或环境因素的威胁而产生强烈的不安、焦虑等情绪时，会无意识地激活一系列的防御机制，以某种歪曲现实的方式来保护自我，缓和或消除不安和痛苦。因此，想要深刻地研究部分领导干部欺上瞒下的各种表现，必须搞清欺上瞒下现象产生的心理机制及其内在逻辑。
部分领导干部欺上瞒下的心理学阐释
某种程度上，欺上瞒下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干部病症，逐渐沉淀为官场中一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亚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从干部思维到行动、从组织文化到组织行动、从主观认知到客观机制都在影响着体系内的官员，抑制着政党组织制定合乎目的的机能活动的规则。
欺上瞒下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这种集体无意识所关注的是官员群体成员中某种主观要求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生活之间的交互作用。
在中国政治实践的困境中，这种集体无意识指的是欺上瞒下的干部作为群体认知的集体无意识。它是经历了对领导干部的个体差异整合、规范之后的产物。同时，这种集体无意识也受到组织的规则、结构、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传等若干要素影响——比如偏差的政绩考核指标等——嵌入心理结构而起结构性作用的产物。通过这种整合的、结构化的集体无意识，政治实践中的知识、技能、习性、荣誉感等形成一种认知的潜在状态。这使得欺上瞒下的干部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接受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可能性，而集体无意识最终也成为一种通过一代代人遗传、在政治实践的深层次作用下而形成的自我防御。
欺上瞒下具有欺骗或自我麻醉的性质
它是以掩饰或伪装干部真正的动机，或否认可能引起本位利益受损的意愿、行为、话语的存在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
欺上瞒下的自我欺骗或自我麻醉也表明制度所规定的、领导干部所说的，并不必然与其实际的表现完全一致。通过欺上瞒下，这些领导干部以其森严的等级和“专业知识”、“职务机密”等借口来自欺欺人、应付组织、愚弄人民。特别是当他们认为自身利益可能受到潜在的威胁时，他们会编织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教等等掩饰自身真正动机。
部分领导干部欺上瞒下的心理机制
部分领导干部欺上瞒下，实际追求的是与一定的特殊群体利益相适应的、与人民相脱离的利益。这种类型的干部为使自身效用、利益免受损害，把追求特殊利益超然于人民的共同利益之上，忘记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干部个体热衷于知识垄断、职务机密、特权法定等权力法则，由此在政治实践中产生了以下四种心理机制。
欺上瞒下是一种投射或移置心理机制
所谓投射或移置，是指把自己的性格、态度、动机或欲望，投射到别人身上。部分领导干部欺上瞒下的投射或移置心理机制含有两种特殊的涵义：一是干部个体将自己的某种歪曲念头或某种恶习，生搬到他人身上，指斥他人有这种念头或恶习，或者把自己所不能接受的性格、特征、态度、意念和欲望转移到别人身上，指责别人这种性格的恶劣及批评别人这种态度和意念的不当。譬如，一个在潜意识里具有强烈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的官员，在接受贿赂的时候，却把责任归咎于施贿者的诱惑，令他无法拒绝，并且通常还会表现出十分厌恶的态度。对干部个体内心中的这种投射或移置机制进行研究，能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干部是如何利用别人作为自己的“代罪羔羊”，使其自身逃避本该面对的责任。
二是通过投射或移置机制，干部个体把他的私人动机投射或移置到公共事务上面，并运用公共利益的措词使这种投射或移置合理化。譬如，我们经常看到部分干部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行一己之私，尤其是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公费旅游、出国考察现象，诸如XX市总工会21人公款游，以“帮扶款”名义报销的事件就充分展现了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籍口背后，某些干部是如何慷公家之慨而行一己之私的。从这些干部个体的内心来讲，他们熟练地运用“投射法”将内心本能欲望的冲动以及愤懑、不满等情绪投射到外部世界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将内心的、私人动机上不道德的成分指向外部世界假想敌的“不道德”，从而避免干部个体在接受贿赂时产生内心的焦虑，得到自我安慰。通过对“移置”、“投射”的分析，我们认识到部分干部的私人动机并非与公共利益相符合。
欺上瞒下是一种自居心理机制
所谓自居作用，是指一个人把所钦佩或崇拜的某个人或团体的特点视为自己的特点，用以掩护自己的缺点。自居作用是干部个体的重要心理特征之一，在部分领导干部欺上瞒下行为中，自居作用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干部个体模仿心目中的重要人物，如上级领导、领袖人物等的言语、动作、表情，并以他们的形象来支配自己的言行。我们知道，官员的考核、升迁要依靠年资或政绩，特别是取决于上司对其主观意义上的评价。此外，固定的权限和薪金、严格的等级制度等，都使得干部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某些干部渴望得到比自己地位或成就高的人的认同，以消除个体在干部政治生活中因无法获得成功或满足时而产生的挫折所带来的焦虑。
二是领导干部、上下级之间的相互联系属于这样一种自居作用，它是建立在情绪的共同性质之上的。我们知道，干部个体都是干部团队的组成部分，势必为干部政治中包括业缘、地缘、亲缘、专业、特长、爱好等众多的群体意识形态所制约并根据其来构建自我形象。正是通过自居作用，干部政治中的各种潜规则、不良言行与现象被干部个体内化并在干部个体内部发展成为人格的一部分。譬如，本是封建社会腐败恶习的官官相护、猫鼠关系等，成为某些地方官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其表现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之间互相庇护，下级维护上级，上级偏袒下级，久而久之这种关系会演变为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另外，一些下级对上级有畏惧感，对领导唯唯诺诺，只要是上级领导安排的工作，无论对错都坚决执行，实际是怕影响自己的升迁和既得利益。这种关系是不良官场文化的一种反映，不利于领导干部之间形成团结合作的同志关系，导致干部之间人际关系非正常化。它们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会衍生出更多、更复杂的社会网络，滋生更多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