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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网络社会治理的内在规律

——“互联网治理与国家安全”理论研讨的深刻时代背景

网络社会治理面临严峻挑战

在互联网发展早期,人们都为更多“自由”获得感到欣喜。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多地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级上,安全问题相应变得愈加重要。近年来,互联网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在开辟出更多经济形态、信息交流方式,给予人们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复杂而严峻的安全隐患。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信息化人口,以及运转规律、治理规律与实体社会有明显区别的网络虚拟社会。

实践表明,建立在能够准确识别公民身份的户籍制度和身份证制度之上的人口管理制度,构成了我国现实社会管理制度的基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主要时期中,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就、社会保持和谐稳定、民生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经验。然而,在网络虚拟社会,现有人口管理制度、尤其是传统户籍制度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由于难以准确识别公民的网络身份,导致人们在网络上随意发布、恶意窃取信息等倾向并未受到强有力的约束,一些不法分子也有了更多实施网络盗窃和诈骗的可乘之机,致使违法犯罪活动层出不穷,造成了公众的认识混乱,严重地侵蚀了社会的健康肌体,危及到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限制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在技术上,我国第二代身份证的技术体系设计因定位为“线下”防伪,只适合现场“人证合一”的身份识别,无法从根本上可靠地解决“线上”非面对面的网络远程身份认证。尽管公众要在网站注册和自证身份时,只能按身份证信息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甚至是手机号、住址等等,但这种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身份识别和防止身份冒用的作用,反而在很多时候还成了泄露个人隐私信息的隐患。众多的网站存储的这些个人隐私信息,面临着外部黑客攻击和内部人员窃取的风险。2012年,上海罗维邓白氏公司被法院判定非法收集买卖消费者个人信息罪,涉及两亿多条个人身份信息、手机号以及消费记录; 2014年,携程网被黑客公布漏洞,疑似信用卡信息泄露。在互联网信息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因存在网络上公民隐私信息泄露、黑客偷盗、商业欺诈和虚假信息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给网络诚信、电子交易、公民财产安全以及社会安定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恐慌。

网络身份识别具有关键作用

制度的变革及设立,通常需要相应的技术创新来支撑和推动。与现实社会中人口管理制度建立的逻辑一样,对于完善的网络人口管理制度的建立,同样需要以能够在网络上对公民身份进行准确识别为根本前提。因此,开发出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网络人口识别技术是建立有效的网络人口管理制度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如前所述,现实社会中的人口管理制度建立在能够准确识别公民身份的户籍制度和身份制度基础上,在现实社会管理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将其应用到网络虚拟社会,所能够取得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也正因此,当前逐步推行的直接以身份证信息作为网络信任基础的“网络实名制”,不仅没有实现可靠识别身份、对抗网络行为的抵赖等目的,而且还造成公民身份信息的泄露,导致窃取和买卖个人信息的犯罪猖獗,网上身份冒用、账号盗用以及网络和电信的诈骗泛滥。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国际化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网络实名制”的前述缺陷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特别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实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互联网金融以至互联网金融国际化的发展,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与传统的社会交往、信息传播与交换相比,网络上的信息传播和获取,具有无边界、低成本等新的特点,这在增加人们获取信息便利性的同时,也使得信息领域成为诸多风险和问题的突发地。尤其是在“互联网+”热潮的推动下,我国的主体经济和传统管理领域,如金融、重大产权交易、跨境贸易、工商、税务等都受到来自互联网的不同程度冲击,被境外资本控制的互联网寡头企业想方设法地进行渗透。政府部门涉及主权、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大数据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一旦金融和信用体系被境外资本控制的互联网寡头企业所掌控,就等于把国家长期对互联网的巨大投入形成的、事关国计民生和网络主权核心要义下的大数据拱手相送,这无疑对国家金融和信用基础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相对于上述严峻的形势,我国目前仅有分散的商业电子认证机构,没有国家权威、统一的网络身份信任源,这已经成为制约网络信任体系建设的瓶颈。此外,我国“线上”信任体系直接依托身份信息,依赖公安部的“身份查询中心”查验,并且以公民身份信息展开商业收费服务,不仅影响了政府的形象,还在客观上增加了国家人口信息泄露的可能。

通过建立权威、可行的网络身份识别技术,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网络人口管理有关工作,能够有效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利,并是同时提高公民在网络上发布、传播信息的自觉性和自我约束性的重要保证。其不仅有利于推进国家信用体系的全面建立,提高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水平,而且对于捍卫国民财富不受侵犯,提高我国在国际信息领域的主导权,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保驾护航,等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完善相关网络基础设施更具深远意义

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看,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在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空前机遇的同时,也使得国家安全面临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持续提高,互联网逐渐成为国与国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例如,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以来,网络上对中国的质疑和否定之声就从未中断过,这些声音或者指向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直接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全盘否定。某些国外媒体,以及某些所谓的专家和学者、网络大V抓住问题进行热炒的机会,或偷换概念,或以所谓的严谨的逻辑推理进行过度解读、大肆渲染,极大影响了公众的判断,引起了部分公众对中国发展现状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片面割裂地强调“网络实名制”、强调公民的义务而忽视对公民隐私权利的有效保护,由此而带来的对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侵害,不仅直接影响到了社会安全和稳定,而且也被一些敌对势力用来对党和政府进行妖魔化的负面煽动,把党和政府推向了公众的对立面,影响党的执政根基。

国外发展经验表明,建立完善的网络身份识别基础设施,是使网络身份识别技术真正被付诸实践,进而推动网络人口管理制度顺利落地的最为基本前提。例如,近年来eID之所以在欧盟多个国家得以快速推广,主要就得益于欧盟从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技术创新、完善法律法规、制定配套制度等方面为其提供了支持。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和参考。反观我国,在互联网企业普遍以免费、便捷、强调体验的应用服务的冲击下,各地各级政府“电子政务公开化”的惠民服务因隐私和安全问题或畏首畏脚,或大门洞开,处处陷于被动局面,既不利于信息安全工作的全局和统一部署,不利于提升党和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也不利于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工程建设。在此背景下,加快完善网络身份识别的关键基础设施,以此推进网络人口管理制度的全面建立,对于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网络行为,乃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政府良好形象,都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李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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