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对的，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扩大地方自主权不总是对的，也不总是错的，关键是在什么时期在什么条件下去扩大。如果需要集权时去扩大地方自主权，或需要分权时加强集权，都会适得其反。关键是要了解这个历史时期国家的工作重心。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集权与分权的博弈。中央在目标既定时，是集权多一点还是分权多一点，取决于完成这一目标效用最大化的那一个。
四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现在又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一大优势就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两个积极性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中央积极性放在主导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地拿中国同瑞士等国比，也不能同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发达美国比。即使它们，中央与地方关系也经常出现问题，比如英国。1992年后“三乱”的错误，今天地方债务的问题等等，都与不适当地扩大地方自主权有关。
五是研究新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要放在世界背景中考察。研究改革开放前30年新中国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应考虑当时的国际环境。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计划经济等党和国家的大事无不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构成、特点及其演变也应与国际环境有关。因此，研究、评价中央与地方关系应具有世界眼光。
（作者为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YJC850014）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96～397页。
②高秉雄，李广平：“论地方自治”，《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③詹步强：“试论我国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混合体制的合理性”，《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8期。
④沈立人，戴园晨：“我国‘诸侯经济’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⑤李新安：“我国中央、地方政府区域调控的利益博弈分析”，《财政研究》，2004年第4期。
⑥孙立平：“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经济研究参考》，2005第68期。
⑦《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9~731页。
责编 /张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