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国家在1957年进行的“反右”运动，不但改变了中共八大制定的对内政策，而且使对外政策也发生了逆转。导致政策变更的原因既有主要决策者判断失误，又有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带来的深层次原因。回顾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对于在历史转折关头制定科学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反右 阶级斗争 对外政策 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D829.12 【文献标识码】A
“反右”运动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1957年反右运动后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他指出“‘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①主要矛盾是制定主要任务和国内外政策的前提与依据。毛泽东改变对于八大主要矛盾的认识导致了以下三个后果：
一是使毛泽东一度放松的阶级斗争之弦又紧绷起来，更加着重强调阶级斗争在建设中的作用。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6月和10月，欧洲先后爆发了“波匈事件”。同年秋，国内发生了少数地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农民退社现象。在开门整风过程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大放厥词，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反动分子的恶意攻击和有些民主党派人士的过激言论搅和在一起，真假难分，良窳难辨，使毛泽东的忧患意识明显增强，认为三大改造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道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为防止出现匈牙利那样“反革命复辟阴谋”，必须吸取“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的教训，②清除国内各条战线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且认为波匈事件发生原因除了这些国家内部阶级斗争没有搞好之外，外部原因有二：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美国的教唆和挑拨“起了主要的决定性作用”。③二是当时共产主义首领和十月革命故乡—苏联主动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意识形态斗争的“刀子”，抹煞阶级斗争界限，与美缓和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毛泽东认为无论是巩固国内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发扬革命胜利后援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都需要中国重新扛起阶级斗争的大旗。这样，在两大阵营、两大制度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中国国内阶级斗争不可能不涉及到外部国家和民族间的纷争。
二是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作用上日益突出。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背景，任何一国外交政策制定无不受到特定意识形态影响。但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目标，与现实政策作为一种追求实际利益方式和手段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如果混淆两者区别，或者在外交决策中过多渗入意识形态因素，必将造成政策功能紊乱，带来消极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曾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④公告中运用“凡”、“任何”两处强调表明，新中国建交对象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国家，而且包括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并且在五十年代早期，新中国确实采取措施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同英国通过谈判建立半建交关系；对于美国，虽然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军事较量，但是毛泽东仍在1954年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⑤的愿望；1953年，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在亚非国家召开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求同存异”原则发展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政府试图在发展国与国关系方面不拘泥于意识形态，而更多着眼于国家和民族利益。
但是1957年反右运动，使毛泽东重新审视50年代前期超越意识形态外交政策，重新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并把国内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和国外帝国主义反华势力联合起来。国内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斗争必须与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结合起来，因此对外政策由八大报告中所提出：“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⑥转变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⑦由平等地对待一切国家，争取与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到“主要是和他们斗争”，由此可见受阶级斗争思想支配，意识形态因素对外交决策制定影响日益加深。
三是对于争取和平国际环境手段由谈判为主转向斗争。五十年代早期毛泽东多次讲话中都指出，帝国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危险虽然存在，但是由于二战后英国、法国的衰落，美国在战线太长、兵力不足等国内外矛盾制约下，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中国政府应当而且可能争取较长时间和平进行国内建设。中国政府尽了最大努力运用“温和”的手段避免战争，争取和平。在国内，轰轰烈烈的三大改造采取和平的、稳步前进方针，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改造实行“赎买”政策，保持社会稳定。国外，为保家卫国虽然被迫出兵朝鲜，但在1953年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后仍提出要与美国和平共处；由援越抗法到积极促成1954年印度支那和平协议的签署；1954年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对台军事行动后，主动在1955年发出与美国谈判建议；积极加强同周边国家交往等等。这些活动无不表明，新中国努力争取采用和平手段争取和平。
1957年反右运动后，虽然争取和平目的未变，但是由于对形势判断改变，在争取和平手段上逐渐由谈判转向斗争。国内群众创造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形式，“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在中共八大宣告基本结束以后，又重新走上历史舞台。国外，把“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同1956年国际上发生“波匈事件”和帝国主义国家发动反共浪潮联系起来，强调对于帝国主义和宣扬阶级调和的“修正主义”斗争。
同时毛泽东认为不但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联合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埃及粉碎英法军事干涉恢复了苏伊士运河主权，亚非拉兴起汹涌澎湃的民族独立浪潮，英法等殖民地纷纷掀起独立运动，英法同美国矛盾重重，资本主义阵营趋于分裂，而社会主义苏联洲际导弹的研制和两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六十几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召开，使得“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⑧于是毛泽东得出结论，西方世界已经被永远地抛在了后面，社会主义力量对于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性优势，1957年“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⑨
1957年对外政策逆转的深层次原因
由对外推行“和平共处”到强调“主要是斗争”，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反右运动不过是众多矛盾的导火索和引线，从和平外交转向革命外交还有一系列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是中美对抗的加剧。二战以后，美国推行“反共”遏制政策，在全球建立“反共基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兵侵占台湾，侵犯中国主权领土完整，阻挠中国统一，台湾问题直接涉及到中国最基本国家利益。自此以后，台湾问题成为两国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台湾海峡局势成为两国关系的“晴雨表”。1954年，美国与台湾签订旨在“使它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合法化”的《共同防御条约》，中美两国一度剑拔弩张。但是1955年4月，周恩来主动发表声明，表明中国人民愿意用谈判来缓解亚洲特别是台湾紧张局势，向美国发出缓和姿态。1955年8月，中美两国开始在日内瓦进行大使级会谈。但是中国方面的缓和姿态并没有得到美国积极响应，而且美国在分裂中国道路上变本加厉，越走越远。1957年6月2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演说《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政策》，重申了美国顽固立场：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商，继续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在台湾等实质问题上美国坚持顽固立场而毫无进展。这样，到了“1957年中期”，新中国采取的“对美和台湾的温和外交路线”⑩因为美国顽固反共反华立场而无法实施。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反对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
其次，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特别是中苏分歧的加深。斯大林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错误指导及干涉，给两国关系造成极大消极影响。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敉平两国间分歧。两国关系在1956年进入“蜜月”时期，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报告中对于斯大林的评价尤其是提出与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国要“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走“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被毛泽东认为是抹煞阶级斗争，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并认为“貌似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整风反右运动中，大批提出意见的共产党人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这些具有“修正主义思想”的共产党人和国外“修正主义者”及反动势力遥相呼应，沆瀣一气，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妄图从内部、外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召开空前规模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非但没有敉平两国间裂痕，反而在国际形势、力量对比、核战争等问题上产生了更大分歧。尤其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涉及到对美国态度，关系到台湾问题解决方式，关系到新中国根本利益。所以，毛泽东日益把“和平共处”思想视为修正主义的表现而加以批判，强调寻求一条从内政到外交上不同于苏联的道路。
最后，毛泽东独特个性的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虽然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但是那些处于左右事态发展地位的人主观判断与抉择，有时起到了决定性影响。1957年后，中国政策转捩的主要标志，就是阶级斗争意识抬头并逐步占据国家生活的主导地位。这种对内对外强调阶级斗争政策与当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主观认识密切相关。
毛泽东受马克思、列宁关于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影响很深，一定程度上他把阶级斗争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阶级斗争的观点在毛泽东的意识中非常牢固，贯穿他的一生。而五十年代早期奉行与各国“和平共处”政策主要推行者—周恩来，由于国内经济建设上“反冒进”，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甚至一度要辞去总理职务。内政上分歧直接影响到外交政策制定和推行，1958年2月，周恩来不再担任外交部长职务，外交上毛周决策机制受到削弱。而新中国外交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毛－周体制得到维护和加强，中国外交就取得进展；什么时候毛－周体制受到削弱和破坏，中国外交就受到损失。”此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也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始终没有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有关。在国内、国外和主观、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1957年中国对外政策即使不是向“左”发展的转折点，至少也到了“左”转的前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隐患要防治。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一年，是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方面均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年。但是从1957年开门整风中提出的大量意见表明，新中国成立前七年取得重大成就同时，社会仍存在诸多矛盾，虽为支流，但仍不容忽视。所以在保持社会繁荣稳定前提下，仍然要注意解决隐含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不要被表面繁荣所陶醉，以致一旦问题暴露出来，措手不及，导致国内混乱。内政不稳，必然影响到外交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处变要不惊。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中国国内发生群众闹事事件，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召开，引发社会主义阵营思想混乱，国际反共势力趁机掀起反共浪潮。1957年国内反右运动在此大环境影响下，把大量诚恳的意见当成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进攻”，从而改变对内对外政策。虽有深层次历史原因，但是当时决策人过于敏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同样情况在1989年，国内八九风波未平，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在即。面对发达国家制裁和“社会主义大失败”甚嚣尘上，邓小平“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毅然宣布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变。并吸取国内外经验教训，在历史转折关头，提出要“冷静观察，沉着思考，稳住阵脚，有所作为”的“十六字”方针，不但使中国现代化航船安然渡过急流险滩，而且是指导中国在未来转折关头制定内外政策的重要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