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主要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探讨与分析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风险。从制度层面上提出了内陆发展开放型经济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同时，对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制度创新模式进行了设计。最后，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内陆开放型经济制度创新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 内陆开放型经济 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一带一路”战略下内陆发展开放型经济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一带一路”赋予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新的机遇。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9月和10月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明确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更为区域经济及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契机。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如何把区域经济发展放在“新一轮高标准的改革、高水平的开放、高质量的发展”的最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如何抢抓机遇，主动融入，促进内陆开放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摆在西部内陆省份面前的重大任务。
第一，“一带一路”战略赋予了中国区域经济加快再平衡的机遇。传统的全球化由海而起，海洋国家与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内陆国家发展则较为落后。同样，我国长期以来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沿海开放地区，而内陆开放程度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由此形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如今“一带一路”战略鼓励中国向西开发与开放，不仅提高了区域的开放程度，缩小了东西部差距，加快区域再平衡的过程。而且在区域政策发展上突破了原有区域政策甚至区域研究囿于国内的局限，强调内外联动，在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内，调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第二，“一带一路”战略带动内陆开放型经济转型，形成新的“雁型模式”。“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有一个主要的背景就是把中国发展的优势变成其它国家的优势，把中国的机遇变成世界的机遇。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移，也是世界外部经济失衡的必然要求。这不仅会增加中国与周边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形成经济发展的合力，解决中国部分产能过剩，并适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促使中国与周边新兴经济体形成梯度和区域生产网络，加强与周边国家经济功能的整合。同时，随着向西开放力度加强，将加快中国优势产业和先进技术走出去，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速度也会提升，整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雁型模式”自然是水到渠成。
第三，“一带一路”提倡的是“绿色丝绸之路”，为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机遇。“一带一路”倡导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它摈弃了“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实现与各成员国之间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不仅超越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且及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合作思想。这既是对中华民族实现永续发展的有力保障，也是世界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持。同时，通过“一带一路”把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更多地惠及沿途沿线的贫困地区，让他们尽快地脱贫，减贫。以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四，“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增进了内陆开放地区与中东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与文明互鉴。“一带一路”提出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交通、能源、通讯、技术等硬件的对接。更是文化与文明的对接，即软环境的对接。硬件对接关键是人心要通，人心不通，再好的东西我不要。人心要通，文明、文化就要融通，所以丝绸之路是一条文明、文化交流之路，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亲诚惠容的合作理念。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中国的产业文化因素，将会日益影响到中国将来的区域竞争力。
第五，“一带一路”战略提升了西部内陆开放型地区的区位优势。从区域经济学角度来讲，技术因素和地理因素是互动的，很多技术因素改变了地理的因素。21世纪中国提出复兴“古代丝绸之路”战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高铁、高速公路为代表的技术因素改变了世界地理版图，将地缘政治空间缩减了。比如，在以海运为主的国际物流通道时代，西部内陆开放地区基本上处于物流通道的末梢，“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使很多西部内陆省份已成为国际物流通道的节点，从末梢到节点的区位转变，为内陆省份创造了新的竞争优势。
“一带一路”战略下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一带一路”战略为西部内陆省份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但在机遇背后也潜藏巨大风险需要警惕。
一是道德风险。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很多人在认识上有误解，包括我们国家很多人对它的认识也不足，比如，对“一带一路”有各种说法：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恢复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国西进战略、丝路威胁论等，很好的国家战略意图被“妖魔化”。认识上的不足使我们长期性、大规模的投资安全面临非常大的风险。
二是地缘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战略要经过很多的国家与地区，但事实上我们对这些地区是很陌生的，对它们的文化、风俗、信仰等都不熟悉。加之地缘政治的冲突，如美国的战略围堵，印度的战略不合作和日本的战略搅局。“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有着无法预测的风险。
三是安全风险。这包括了传统的安全与非传统的安全，如，中亚地区非常缺水以及对石油、能源的争夺。还有海洋的争端，三股势力给“一带一路”走出去预留了很多的风险。同时，沿途沿线的许多国家正处于社会与经济转型的发展中阶段，在安全与发展方面不确定性矛盾普遍存在。
四是金融风险。“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巨额投资时刻会面临着国际汇率波动与债务风险的冲击。
五是法律风险。中国人走出去不熟悉沿途各国的法律，加之中国的法律意识和法律人才与国际接轨不足，会影响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企业在国外的投资上潜伏着很大的风险。
“一带一路”战略下内陆开放型经济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面对机遇与风险，如何加快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制度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必要性。“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政治、文化、意识、宗教、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首先，它可以降低内陆开放经济运行的成本。其次，非正式制度的创新往往可以减少正式制度创新成本。最后，制度及其实施与人类行为认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非正式制度往往比正式制度更加根深蒂固，更加不易改变，在社会生活中会起到更加久远的作用。它们也并非总是阻碍着制度变迁的过程，某些时候，一定的观念或意识形态会起到促使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所以加大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创新，可维护“一带一路”相关法律、法规的合法性、稳固性。
正式制度创新的必要性。“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也是我国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等领域的重大创新。这为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随着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不断深入，伴随着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因素的变化，制度创新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它一方面可以使西部内陆省份创造性“用好、用活、用足”现有的政策，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的各项规则、政策的不断完善，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各项法律、法规以及制度会发生较大的变迁。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创新兼容。“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西部内陆地区要通过正式制度创新实现经济快速发展，重要的前提是能否与非正式制度兼容。非正式制度往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正式制度要发挥作用只有得到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互兼容。否则二者之间的关系将会出现“紧张”①，这种“紧张”程度取决于改变了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偏离程度。因此，“一带一路”的各项规则再好，若远远地偏离了西部内陆省份土生土长的非正式制度，很可能就会成为好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