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指出了美国经济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即一家企业要想发展成为巨型公司，并购是最好的办法。在美国，没有一家身负名望的大公司是仅仅靠内部的扩张成长起来的。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2015年10月26日发布的《全球资本晴雨表》报告显示，全球公司并购意愿创下六年来的新高，十家企业中有六家公司希望未来的一年达成并购交易便是最好的数据说明。并购交易获得企业青睐的原因究竟在哪？从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验看来，企业并购表面上促成了巨型甚至是超巨型以及跨国公司的产生，推动了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增值，但对于国家和企业自身来说，不无裨益。
在国家层面上，国家的产业结构因为企业并购会发生一定的调整，而产业结构调整后，随之而来的则是资源宏观配置效率的提升。一些新兴的产业部门可以通过并购获取发展必需的生产要素，谋求规模经营，而一些夕阳产业也可以通过资本、人才、技术等方面的调整和联合，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得发展。在企业层面上，并购既会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有助于提高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
中国并购市场的发展脉络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首个并购案例发生在1984年，当时的保定纺织机械厂兼并了保定针织器材厂。这是企业在转变发展思路探索中，对传统的“抑富济贫”做法的一次突破。从此，“绩优企业合并绩差企业、大型企业并购和带动小型企业”的做法开始在企业改革中得到推广。1989年至1991年，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陆续正式设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正是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上市企业并购、外资企业并购国有企业以及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象在中国陆续出现。根据《中国企业并购年鉴（2013）》的统计资料显示，1993年全国的大型城市中共有2987家企业被并购，并购活动中转移并购资产合计68亿元。
在资本市场的协助下，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借壳上市的企业并购案例，包括各个部委原来下属的投资公司大量上市，以及一些高科技公司也纷纷采用借壳方式上市。资本市场推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后，政府也逐渐开始利用资本市场提高国有企业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完成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计划。
时至今日，种种迹象表明，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寻求快速增长的模式，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国内企业所接受。据统计，2002年我国市场发生的企业并购交易数据仅为951宗，涉及的交易金额约777.77亿元。而到了2014年，中国地区企业并购交易量已经激增至6899宗，交易金额达407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5234亿元）。此外，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数量也日益增多。数据显示，1994-2003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金额总和为11.03亿元，而在2004年一年，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交易全年金额总和就达到了21.78亿元。
企业并购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
中国企业并购数量和金额的几何式增长，反映并肯定了中国日益成熟的国内经济，以及由此带来的持续性的行业整合。在推动中国并购市场发展的一系列驱动因素中，实现行业“提效”是最终目的，国企、民企都积极参与海内外并购。此外，国企改革成为并购交易增长的关键推动力。2014年末，南北车合并，组建了一家总资产超过3000亿元的行业巨头（见表1）。一些专家认为，南北车合并的意义在于这次合并既避免了同类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的恶性竞争，也以“托拉斯”的形式向海外市场输出了中国的制造标准。由此，这一合并也成为国内其他行业改革和整合的典范。
然而，企业的并购并非毫无风险。过分强调企业并购的正面效应，忽视并购的风险，不但得不到“馅饼”，反而会跌入“陷阱”。在早期不太成熟的中国市场中，此类失败案例比比皆是。1992年，中国的老牌钢铁企业首钢以1.2亿美元收购秘鲁铁矿公司98.4%的股份。但由于前期调研不足，秘鲁铁矿公司长期存在贷款规模过大、偿付能力偏低、每年支付银行的财务费用过高等问题被忽视，同时秘鲁国内长期的罢工和劳资纠纷，都致使并购后的企业经营艰辛坎坷。
信息错误、经营不善、第三方攻击，甚至是反垄断风险，都是企业在开展并购行为前需要考虑和克服的重要难题。由于客观原因对并购企业的发展潜力缺乏足够的了解，忽视双方企业的背景、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差异，都可能导致企业掉进并购的陷阱之中。
在主观方面，一些动机不纯的并购行为也会导致企业资产重组的失败。在中国，并购成为一些企业“争做老大”的必备利器，尤其发生在资本市场上的并购，这些不完全是企业试图通过行业整合、资源配置来做大做强自己，而且还是寄希望于通过二级市场的炒作获取差价、或者以持有的股权融资质押，谋求名利上的发展。这种动机下的并购行为无论对投资者还是对整个行业，都会造成深远的伤害。
他山之石的镜鉴之处
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资本市场、鼓励并购的法制环境、以企业为主体的自发并购行为等都为我国当前经济环境下的企业并购提供了镜鉴之处。
资本是并购的“发动机”，企业并购需要资本市场的强力支持。企业之间并购的根本目的是收购方希望借助资本市场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加快自身的发展，实现跨越式的几何增长。正如金融财团摩根在美国运输产业、钢铁产业并购整合中所起的作用。摩根利用高超的资本运作技术，通过资本的魅力塑造了美国金融界和产业界的寡头，也对美国产业原料和生产环节之间产生了重要的协同作用。当前，中国境内上市公司数量约有2500多家，上市公司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力军。在强大的资本支持下，这些公司会寻求更多并购的机会来实现增长，从而对融资市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鼓励并购的法制环境不等于政府利用特权去干预并购行为。尽管政府当前处于一个强势的地位，但企业和市场不可能永远是政府的听随者。站在市场的角度，去考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给企业并购带来一个更好的环境，如何适度放宽金融体制的限制以解决企业并购中的资金问题，如何监管证券公司以实现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都是亟待政府解决的“一线”问题。
并购活动是企业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在目的上，并购大都是为了实现垄断利润和股东价值最大化。对于国企而言，非自发性的并购行为通常由政府推动。这一方面导致了企业自身对并购战略目标不清晰，同时也受限于行政体制的弊端导致并购决策流程进度缓慢。尤其是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并购战略、路径的合理性对于今天中国企业的并购至关重要。
如今，中国“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已经清晰设定，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已经赋予了中国的发展以新的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的并购行为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律，如何认识和遵循这种规律，也奠定了企业日后的发展道路。但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中国经济已经迈入了并购时代。
（执笔：严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