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普世价值观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原则，而是和每个国家的实际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发展成果以及发展代价等问题纠缠在一起的。世界各国可以有共同的价值理想，但不能把价值理想当做价值现实，用普世价值观剥夺发展权利，忽视价值的各种特殊现实形态。一味强调普世价值观的一般性，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
【关键词】普世价值 理论自信 西方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识码】A
如何在中国和平崛起中建立和谐世界，拓展中国道路的价值基础与发展空间，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是中国继续走向繁荣与发展必须要回答好的问题。中国崛起语境下的价值观重建，使长期以来的普世价值观争论再添变数。与以往相比，2015年普世价值观的讨论，中国叙事的内容明显增加，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引发的价值自信也日渐增强，中国道路的价值理想也为越来越多人所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也日趋明显。
普世价值观争论的几大趋势
第一，随着中国全球地位和市场份额的上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渐自信，开始主动强调与西方“普世价值”的区别。中国模式与价值观的流行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既有着发展实践上的现实成就支撑，又有着思想理论方面的自我进步和优化带来的价值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经济成就之后在价值领域的重要建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熟，不仅具有概括升华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价值，而且也极具国际意识形态斗争领域的实践价值，是中国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落入西方“普世价值”圈套的重要武器。
第二，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独立反思。随着中国日益成功的发展，“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逐渐上升为中国叙事话语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立足中国发展成果和当代世界发展难题，中国社会逐步开始独立思考，跳出普世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化理解，不再把普世价值观看做纯粹形而上学的抽象原则，而是和每个国家的实际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发展成本、发展成果等问题有关。每个国家的发展又都要受到各自的历史、文化、人口、自然禀赋、气候等因素影响，这些内外条件客观上存在差异，所以不能用一种价值观去否定另一种价值观。任何价值观的产生都有它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原因，世界各国可以有共同的价值理想，但不存在普世价值观。
第三，对网络化时代个体普世性存在的价值观重构。互联网的出现，既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渠道，又颠覆了信息传播的内容。一方面媒介权力下移，电子媒介亲密延伸，带给大众全新的体验，自由民主走近大众，大众的话语权日渐扩大，个体空前得到表达和尊重；另一方面，自媒体也无需刻意去讨好和聆听“优势阶级”，更无需为了注意力（即收视率、收听率和发行量）而去经受各种为难和选择，这就使得自媒体的传播更加自由、便捷和廉价。这种信息化的社会变革，带来基础价值观念结构的实在变化。政府体系只能在线下完胜，线上空间（虚拟空间）的自主权更大程度地留给个体，线下政治与线上个体之间，无论是活动空间，还是价值选择，都开始发生实质性分野，个体存在的普遍性价值开始为网络的普遍性所肯定，个体相比较政治国家开始获得了无国界的普遍性特征，个体生命开始超越“地方化政府”呈现出普世价值。
第四，注重普世价值观的功能性研究。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从未停止，和普世价值观相关的讨论及话语生产也一直在进行，普世价值观的讨论越来越呈现出话语功能的自我强化特征。例如，在教育领域，“普世价值观”的争论对当代大学生思潮的影响；在中医药文化领域，中医药的普世价值及其推广；在文艺生产领域，《猫和老鼠》与《喜羊羊与灰太狼》在中西动画片比较中的普世交流与价值；在民族宗教政策领域，“普世价值”思潮对民族地区民族性的现实影响与评判；在国际贸易领域，跨国组织及其行为的普世价值逻辑与可行性研究；在互联网跨国电子商务领域，网购的组织化管理与普世价值观基础支撑的均衡分析。诸如此类的普世价值观功能性研究，一方面在不断强化普世价值观话语体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从社会应用和实践层面不断制造普世价值观的底层结构与传播。
第五，以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为基础对“普世价值观”开始进行元认知反思。为了继续坚持中国道路，增强中国道路的获得感和受益面，就要在中国道路的基本面上不断增强世界性和普遍性。增强中国道路的本土性与普遍性，就意味着同时驾驭中国道路发展过程中的竞争性与合作性。为了竞争，我们要在意识形态与价值层面上保持高度独立；为了合作，我们要在哲学与观念层面上扩大理解与共识，这种价值观战略实践中的选择困境，为今天的“普世价值观”元认知反思提供了最好的契机，元认知反思必然导致普世价值观话语体系发生转变，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观话语权要逐渐让位于东方主导的普世价值观话语权，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既得利益空间必将为中国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所竞争。
第六，从“普世价值”维度反思改革，强调自觉超越“普世价值”的话语范式。改革的必要性的讨论，自然冒出持有“普世价值”论的观点。这种改革论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民主、自由、宪政、人权等观念看作“普世价值”，谴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外于“普世价值”，要求把“普世价值”作为我国改革的坐标，强调“与世界接轨”。对于这种改革论的反思，必然要引入理论与实践两个具体维度，理论上要澄清西方价值观与西方利益的一致性，实践上要讲清楚中国国情、党情、社情的特殊性，以这种理论与实践辩护为基础，对中国改革进行深度反思与重构。中国改革必须自觉超越“普世价值”的话语范式，独立寻找支撑中国改革的逻辑和方法，回归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和方法，明确和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普世价值观焦虑下的现实问题
价值观的分歧和差异并不是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问题，人类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已经为当今中国社会奠定了基本的精神框架与价值规范，困扰当下中国发展的不是元认知领域的价值分裂问题，而是实践领域执行能力的问题。如何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增加发展的和谐性与包容性，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才是当前思想领域多元化表象下的真实诉求。
当前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实质是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两种发展模式的争论。在提出“华盛顿共识”的威廉姆森看来，由于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长期陷入通货膨胀、债务危机中，要想摆脱这种长期困难，就应该秉承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思想，实行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限制，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等，其要义应该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曾任《时代》周刊编辑的拉莫在《北京共识》一文中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其内容包括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巨额外汇储备），确保在实现独立的同时追求增长。拉莫本人坚持认为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以作为一些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典范。
普世价值观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原则，而是和每个国家的实际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发展成果以及发展代价等问题纠缠在一起。任何价值观的产生都有它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原因，世界各国可以有共同的价值理想，但不能把价值理想当做价值现实，用普世价值观剥夺发展权利，忽视价值的各种特殊现实形态。一味强调普世价值观的一般性，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华盛顿共识”有其适用的对象和条件，“北京共识”有其自身的国情、社情和党情，正如我们不能用中国的国情、社情和党情去要求别的国家一样，也不能用“华盛顿共识”去否定或者贬低“北京共识”。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自由、民主、平等等源于西方政治谱系的价值准则，其本身就是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利益的代名词，如果不顾其产生的具体场景与真实功能，一味盲目引入中国的政治叙事，无疑是政治立场上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现。中国的历史、文化、民众与西方价值观的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就注定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建构上只能走自己的路，照抄照搬肯定是没有出路的。
保持定力，重视普世价值观争论背后的利益与实践焦虑，着重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转型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增加人民群众在改革实践中的获得感和受益面，拓宽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信任和支持的基本面，才是在普世价值观问题上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如果过分夸大价值领域的分歧和矛盾，或者以人民群众思想层面的正常波动为由渲染价值领域的实质对立与斗争，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立场，在实践中都是极其有害的，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不相符的。
国内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认识误区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加快，社会各群体关于改革的制度、政策、观念等方面分歧又会再次凸显，价值理想与价值实践之间的误解又会进一步增多，普世价值又日渐成为人们热议和关注的话题。就目前社会情绪和讨论来看，人们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争议主要存在以下三个误区。
第一，认为存在绝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存在与否，严格来讲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历史和实践问题。普世价值这一概念的出现，只是为了修复历史上基督教内部分裂而被实践性应用，所谓价值的普适性也只能是被看做从宗教领袖到政治领袖的一种技术策略，而并非绝对意义上的真理存在。以国际政治斗争裹挟和绑架价值观讨论，把价值问题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过分政治化解读，甚至把西方价值观以普世面目出现，忽视各国价值观的实际形态与具体场景，或者单纯以价值观的政治功能取代其他功能，无视价值观的具体安身立命作用与社会生活意义， 都是不可取的。
第二，认为西方价值观优于东方，欧美优于中国。如果认为在价值观领域西方优于东方，欧美优于中国，那就意味着肯定了西方对东方的霸权主义是合理的，也就等于承认了东方的贫穷落后挨打是理所当然的。显然历史的发展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任何国家都有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利，任何国家的独立和存在都应得到尊重与理解，用文明的优劣论或是文化的高下论否定他国的主权和权益，都是霸权主义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以来，到“十三五”规划结束将实现全面脱贫，把13亿多人口带入全面小康社会阶段，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成就，我们理应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第三，缺乏本土文化自信。价值观问题，说到底与科学有着严格的区别，价值观的核心是指向人的内心，是人作为主体的感受、获得和评判，而科学的核心是指向对象世界，是人对物的主观能动改造与变革。缺乏对东方文化的尊重和自信，其本质就是用科学评价替代价值评价，用科学主义取代人文主义，用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这种对人的工具性理解，不仅与人本主义背道而驰，而且严格来讲就是对人权最基础部分的践踏与破坏，普世价值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符号在这里恰好就是被排挤的对象，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内在逻辑造成的。相反，东方文化传统一直都强调天道与人道、政统与道统的统一，“天人合一”的思想资源完全可以修复当今社会价值与科学的分裂，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原理室副主任）
【注：本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2015年重大委托项目“新形势下党群关系”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李德顺：《普世价值与中国故事》，《领导文萃》，2014年第14期。
②钟尚：《对西方国家宣扬的普世价值观的思考》，《改革与开放》，2015年第8期。
责编/张夏梦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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