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做小本买卖的，1万元可不是小数目。而且我在老家是参加了新农保的，有必要再交一份吗？”让老庞宽慰的是，天津已经出政策，允许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考本市的职高和高职，“以后能让咱娃在这高考就好了！”他憧憬。
孙芝莉是湖南人，在北京打工10多年一直租住在通州区，2013年她给孩子办理入学手续时，被告知没有通州区的社保缴纳证明不能办理借读手续。“可我在西城工作，社保都交到了西城区。”孙芝莉夫妻俩权衡之下，还是把孩子送回了老家。“很多同事把孩子送到河北念寄宿学校，半个月见一次，他们劝我也这么办。可孩子成长需要陪伴，这不是办法。我俩打算过一段时间都回老家。没想到在北京辛辛苦苦十几年，最后还是不能扎下根儿来。”孙芝莉对此很无奈。
解决城市管理和教育资源分配失衡难题，不该以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为代价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一直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他认为，2008年保障随迁子女就近上学的相关政策出台之后，几年内各地对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条件放宽了不少。但最近两年，各大城市又开始普遍收紧政策。
《北京市教委2012年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明确，非京籍学生在京借读需具备“五证”，即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持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五证”的规定由市教委文件统一发布，具体的工作证明界定由各区结合情况具体来定。
2013年12月，天津市教委发布《天津市居住证持有人随迁子女在本市接受教育实施细则(试行)》，此细则明确规定务工人员要提供居住证、合法务工证明、合法居所证明、原籍户籍证明和子女的预防接种证，并应在入学前一年到居住证载明的居住地所属区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同时，明确要求提供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费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这些政策在具体执行中，还有很多附加的“隐形条款”。2015年北京非户籍学生家长做过统计，要想入学，实际上须备齐28个证件才有参加初审的资格，其中很多证件，需要提前很多年准备。
政策为什么收紧？
熊丙奇认为，这些政策的颁布是基于“控制人口总数”的管理思路，就是担心放松入学条件会造成大量非户籍人口涌入，进一步加剧大城市的臃肿。
比如，北京市在2012年发布的《关于北京市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方案的说明》中明确，作为首都，需要妥善处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需要统筹考虑京籍学生和非京籍学生升学考试利益等难点问题。天津市教委也透露，大量随迁子女向城镇和城郊结合部集中，给本市教育资源带来很大压力。
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不均衡，也是造成非户籍人口入学难的重要原因。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目前，国家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主要原则是以流入地解决为主，即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这样一来，农民工在省内流动，教育经费由省内统筹，孩子进城读书问题不大；如果生源跨省，流入地政府在财政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就会提高门槛。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约有留守儿童6102万人，占农村儿童的37.7%；约有1793万孩子一年只能见父母1到2次；约有921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研究显示，如果不能保证每3个月见一次，孩子对于现在生存状况的焦虑及“烦乱度”会陡然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