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网络化时代个体普世性存在的价值观重构。互联网的出现，既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渠道，又颠覆了信息传播的内容。一方面媒介权力下移，电子媒介亲密延伸，带给大众全新的体验，自由民主走近大众，大众的话语权日渐扩大，个体空前得到表达和尊重；另一方面，自媒体也无需刻意去讨好和聆听“优势阶级”，更无需为了注意力（即收视率、收听率和发行量）而去经受各种为难和选择，这就使得自媒体的传播更加自由、便捷和廉价。这种信息化的社会变革，带来基础价值观念结构的实在变化。政府体系只能在线下完胜，线上空间（虚拟空间）的自主权更大程度地留给个体，线下政治与线上个体之间，无论是活动空间，还是价值选择，都开始发生实质性分野，个体存在的普遍性价值开始为网络的普遍性所肯定，个体相比较政治国家开始获得了无国界的普遍性特征，个体生命开始超越“地方化政府”呈现出普世价值。
第四，注重普世价值观的功能性研究。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从未停止，和普世价值观相关的讨论及话语生产也一直在进行，普世价值观的讨论越来越呈现出话语功能的自我强化特征。例如，在教育领域，“普世价值观”的争论对当代大学生思潮的影响；在中医药文化领域，中医药的普世价值及其推广；在文艺生产领域，《猫和老鼠》与《喜羊羊与灰太狼》在中西动画片比较中的普世交流与价值；在民族宗教政策领域，“普世价值”思潮对民族地区民族性的现实影响与评判；在国际贸易领域，跨国组织及其行为的普世价值逻辑与可行性研究；在互联网跨国电子商务领域，网购的组织化管理与普世价值观基础支撑的均衡分析。诸如此类的普世价值观功能性研究，一方面在不断强化普世价值观话语体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从社会应用和实践层面不断制造普世价值观的底层结构与传播。
第五，以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为基础对“普世价值观”开始进行元认知反思。为了继续坚持中国道路，增强中国道路的获得感和受益面，就要在中国道路的基本面上不断增强世界性和普遍性。增强中国道路的本土性与普遍性，就意味着同时驾驭中国道路发展过程中的竞争性与合作性。为了竞争，我们要在意识形态与价值层面上保持高度独立；为了合作，我们要在哲学与观念层面上扩大理解与共识，这种价值观战略实践中的选择困境，为今天的“普世价值观”元认知反思提供了最好的契机，元认知反思必然导致普世价值观话语体系发生转变，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观话语权要逐渐让位于东方主导的普世价值观话语权，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既得利益空间必将为中国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所竞争。
第六，从“普世价值”维度反思改革，强调自觉超越“普世价值”的话语范式。改革的必要性的讨论，自然冒出持有“普世价值”论的观点。这种改革论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民主、自由、宪政、人权等观念看作“普世价值”，谴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外于“普世价值”，要求把“普世价值”作为我国改革的坐标，强调“与世界接轨”。对于这种改革论的反思，必然要引入理论与实践两个具体维度，理论上要澄清西方价值观与西方利益的一致性，实践上要讲清楚中国国情、党情、社情的特殊性，以这种理论与实践辩护为基础，对中国改革进行深度反思与重构。中国改革必须自觉超越“普世价值”的话语范式，独立寻找支撑中国改革的逻辑和方法，回归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和方法，明确和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