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观焦虑下的现实问题
价值观的分歧和差异并不是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问题，人类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已经为当今中国社会奠定了基本的精神框架与价值规范，困扰当下中国发展的不是元认知领域的价值分裂问题，而是实践领域执行能力的问题。如何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增加发展的和谐性与包容性，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才是当前思想领域多元化表象下的真实诉求。
当前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实质是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两种发展模式的争论。在提出“华盛顿共识”的威廉姆森看来，由于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长期陷入通货膨胀、债务危机中，要想摆脱这种长期困难，就应该秉承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思想，实行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限制，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等，其要义应该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曾任《时代》周刊编辑的拉莫在《北京共识》一文中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其内容包括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巨额外汇储备），确保在实现独立的同时追求增长。拉莫本人坚持认为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以作为一些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典范。
普世价值观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原则，而是和每个国家的实际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发展成果以及发展代价等问题纠缠在一起。任何价值观的产生都有它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原因，世界各国可以有共同的价值理想，但不能把价值理想当做价值现实，用普世价值观剥夺发展权利，忽视价值的各种特殊现实形态。一味强调普世价值观的一般性，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华盛顿共识”有其适用的对象和条件，“北京共识”有其自身的国情、社情和党情，正如我们不能用中国的国情、社情和党情去要求别的国家一样，也不能用“华盛顿共识”去否定或者贬低“北京共识”。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自由、民主、平等等源于西方政治谱系的价值准则，其本身就是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利益的代名词，如果不顾其产生的具体场景与真实功能，一味盲目引入中国的政治叙事，无疑是政治立场上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现。中国的历史、文化、民众与西方价值观的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就注定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建构上只能走自己的路，照抄照搬肯定是没有出路的。
保持定力，重视普世价值观争论背后的利益与实践焦虑，着重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转型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增加人民群众在改革实践中的获得感和受益面，拓宽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信任和支持的基本面，才是在普世价值观问题上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如果过分夸大价值领域的分歧和矛盾，或者以人民群众思想层面的正常波动为由渲染价值领域的实质对立与斗争，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立场，在实践中都是极其有害的，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不相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