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唐代中叶至宋元时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安史之乱”后，为缓解国家财政燃眉之急，唐代宗于大历元年下诏在青苗时即征收税钱，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等秋收时才征，史称“青苗钱”，后又分夏、秋两季征收，是“两税法”实行之先声。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即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难以为继的租庸调制，且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缴。“两税法”尽管存在加剧贫富悬殊、利商不利农等弊端，历史上对此也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却不仅为宋元时期所沿用，而且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是中国古代赋税及土地制度的重要分水岭。一方面，“两税法”遵循“量出为入”的原则，改革了与租庸调制相配合的授田征租制度，实行了新的征租但不予授田的制度，自此国家更加关注财税收入，而较少关注田地的公平分配，等于放弃了限田、均田的政策，也就取消了地主的占田限制，使得“私田”得到了发展，并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宋朝初期，宋太祖一改过去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推行比较自由的土地买卖和民间借贷政策，导致地主豪强不断兼并土地。随后实施的王安石变法也只是暂时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另一方面，“两税法”在实施中推行的“唯以资产为宗”“认田不认人”等做法，使得国家放松了对农民人身的控制，有利于佃农身份的合法化，中国历史上租佃制的普遍化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租佃制的普遍化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国家对地主占有田地的限制有所放松，土地兼并加剧，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土地占有也更多地从依靠政治权力向依靠经济权力转变，租佃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步在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较为完全的土地私有制开始确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