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后起国家追赶型的现代化道路，社会资源集中、政府主导是基本的要素，这种现代化路径与西方发达国家内生的现代化途径差异明显，兼之传统文化与国民意识、超大型国域范围与超大规模农民数量等因素，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与发展结果有着鲜明的特色。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勾画的建设美丽中国、打造生态文明的宏伟蓝图中，美丽乡村建设是其中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论断、新举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我们研究美丽乡村建设指明了指导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观念树立：农村现代化变迁中的基本要素
美丽乡村建设既需要美好愿景，更须有对现实乡村的理性判断。当前在讨论乡村建设时对农村变迁衰败性的描述与定位较为常见，但笔者并不苟同。对于农村暂时的落后与衰败，不必过度悲观，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国家现代化尤其是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现代化是生产要素的理性配置，现代化的过程是流动性、协调性的要素自由组合的过程，在现代化初步完成的过程中，农村资源流动集中于城市是不可逆的理性，人力、物力、财力向城市流动，并促成城市经济的发展及教育、文明的成长和人的素质的提升，最后由现代化后的城市反哺农村，形成国家与民族的整体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本发展规律。换言之，农村现代化的出路在城市化，农村一定程度的生产、生活要素衰蔽甚至枯竭是常态现象，这其中尤其是有较大创造力与话语权的青壮年男女外流是必然现象。放下哀怨，在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同时，顺应不可逆的城镇化潮流，实现与后期现代化同步的农村现代化运动，是建设美丽乡村、深化农村改革的现实课题。
美丽乡村首先是富庶乡村。唯有解决了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方能建设物态的、行为的、组织化制度化的农村文明，美丽乡村是小康社会在农村的具象化表达。基本温饱问题的解决、基本生活环境的改善、基本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即建设温饱型、小康型物质文明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这需要政府资源的合理分配，需要社会组织的关爱帮扶，更需要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农民的努力。青壮年农民流动到城市，寻求工作机会，学习技术与文明，是农村走向富裕的重要基础。因此，农村人口一定程度的老龄化、幼稚化与老弱病妇化、衰败化是常态现象，也是必然现象。以此过度呼唤农民回归乡村，改变农村衰败现存面貌，并以传统田园牧歌式图景作为参照，不乏有些故园式的哀怨。所以，“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以及“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的重要论述，确实指明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内在规律与工作重心，有的放矢，极具指导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是农村生存的前置条件。推进农业现代化，生态环境的维护是必须坚持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过“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山清水秀，环境宜居、宜业，既有外在具象之美，更有宜人内在质地，防止出现人未富、环境先恶化、气候先恶劣，是当务之急。生态文明不仅是一地环境美貌，更是居民人文素质的整体展现，是对自然、社会综合要素的良性治理，是个体内在欲望与外在条件的和谐统一，生态文明不仅利于现有村民生活，更为良性变迁、持续发展提供后劲与动力。
道德坚守是美丽乡村的决定性条件。美丽乡村得到社会的一致推许不仅在于环境宜人，更在于乡村道德秩序符合现代人的理性预期，在于合乎族群文明传承的脉动。传统是民族进化的血脉与神经，传统选择与超越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阵痛，但传统回归与坚守却是现代性确立后的优先选项。传统得以坚守是善性、正义、和谐等道德、价值与文明的继承、发扬与光大。古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文明是乡野田园宜居环境之外最使人怀想、怀念、怀恋所在，家庭和睦、邻里和泰，淳朴善良、知礼有礼，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稳定有序、风清气正，这是都市森林难以企及的家园胜景，更是孤寂心灵亟需的道德鸡汤和文明之光，是族群传续的根系命脉。
现代化变迁中的农村，应是生产生活有保障的生活乐园、道德之美的心灵家园、生态之美的休憩田园、民族记忆的历史故园，绝非荒芜、原始、落后的粗犷山野、蛮荒之邦。
政策红利：拉动农村转型的火车头
中国现代化运动是超大型国家的后发现代化运动，政府是运动开展的主要角色，一直承担着资源配置、社会动员与道德建设的功能，美丽乡村建设自然也应是政府主导、政府担当与政府作为，由政府承担起拉动发展的火车头的重任。
反哺农村是国家责任
国家现代化的全面进程是以农村资源完全奉献开始启动并基本上贯穿全程的，农业、农村、农民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持续承担着资源输出、人力供给基地的功能。所以，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倾斜更多的是国家政策的矫正，是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国民待遇普惠所有国民的题中之义，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国家正义、政策正义的理所应当之举。当然，对于弱势的底层社会农民而言，这不仅需要政策平等，还要国家政策照顾，需要必要的政策倾斜。从国家发展历史过程看，这还是城市反哺、工业化反哺、现代化反哺的应该之举，是对农民、农村的还债。而且，农村建设也为国家整体建设提供更广阔、更完善、更开放的市场，既能为国家现代化提供发展后劲与巨大动力，亦是国家全面现代化的必须。当前，建设美丽乡村是国家现代化运动在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矛盾、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责任的重要体现，是人民主权国家的当然要求。
保障国民待遇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
长期的城乡差异、工农业差异带来了当前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这有着国家政策、法规不平等的体制原因，体制强化了不平等，不平等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不仅强化了农村资源的单向流动，使农村衰蔽、农民尤其是高素质的农民流失不可避免（也是应然现象），更使得农民身份固化，即使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多数仍无法分享城市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基本福利，无法充分分享城镇化运动带来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提升的红利。身份固化，利益分配的弱化，使农民成为社会底层阶层。身份固化了社会的不平等，阶层性贫困隔代传递，最终形成人为的阶层对立、社会割裂，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更是阻滞农民整体性发展、富裕的巨大阻力，是农村长期性贫困的体制性原因，最终拖慢了国家现代化的步伐。
因此，实现农村富裕的关键是实现全体国民待遇的平等，实现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政策缩小城乡不平等。保障全体国民平等待遇是宪法权利的实现，是人民主权国家正当性、执政党人民性先进性和政府合法性的显现。现代化运动初起时牺牲农村优先保障城市发展是必要的，但现代化成果较为丰硕时国民待遇的平等化也是责无旁贷的国家义务。
国民待遇平等化首先是国民身份的平等化，即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放开人口的身份限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社会自由的同步发展，为全体国民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其次是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普惠化、基本优先化，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方面最大程度地推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对农民阶层优先进行实质性保护，弱化政策性阶层固化鸿沟，尽快促进农民的富裕和增加农村建设资源的厚度。
精准扶贫是对症之举
农村贫困化、农民贫困化是制约农村转型的瓶颈，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桎梏之一。美丽乡村建设首先是扶贫运动的展开。
农村扶贫是国家的政策性扶持。扶贫有国家项目扶贫，如大型国家工程、大型企业的优先落地，以此带动当地社会的整体性改变。但在国家性项目有限的情况下，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式“精确扶贫”应是常态方式，更能有的放矢、取得实效。精确识别重在身份识别，在于对真正贫困户的搜寻、辨别、鉴别，使真正的贫困户得到政策实惠。由于这些人是弱势群体，话语权弱，因此需要政策下乡、官员下乡，走村串户，摸清真实情况。同时，发动群众，以群众参与、民主评议、“公开示众”的方式最大程度保证扶助对象的准确性、真实性。
精确帮扶重在资源到位。首先要细化政策，将人、财、物的配置细化，看准当地的短缺与需要，对症供给；其次是建立单位落实到村、领导落实到人（困难户）的责任制，最大程度地激发扶贫资源能量；再次是提升农村造血功能，在优先保证贫困户的基本生活后，立即进行生活设施建设、生活环境开发和生产能力提升，形成帮在先、扶上马、自扬蹄的自主性扶贫。精确管理重在监督管理，包括对农村贫困户的管理、村干部的管理和扶贫工程项目的管理等多项内容。
扶持关键少数是建设美丽乡村的捷径
我国当前的农村社会仍是一个典型的总体主义社会，资源、身份与能力等优势集中程度高，能人的示范效应强，在建设美丽乡村时，应有意识地因势利导、乘势而为，培植能人、乡贤等关键少数，使之成为乡村经济致富的带头人、道德建设的引领者、稳定秩序的稳压器。扶持的“关键少数”，一要真，是真正的依法、有德、不破坏环境的致富者；二是善，愿意施惠乡梓，建设家乡，有仁德善心方有普惠众人的善举；三是能，要有施展抱负的技能，不是遍撒金钱的暴富户，有在乡村经济建设、文化道德建设与人才建设等方面的技能、思想与知识；四是远，是时间久远，即非一时冲动、一日之功，要有持续发展的意愿与能力。
符号构建：文化建设与地位回归
美丽乡村建设是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恢复和重建的过程。这一过程应包含经济上财富注入的脱贫致富，基本生活设施建设与生活方式改良的文明唤醒，传统伦理与现代道德秩序、文明精神嫁接的道德激活等过程，核心是文明的再生产，是乡村的美丽重构与型塑，即村民个体健康人格的养成和农村集体形象的构建。建设美丽乡村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多种秩序的解构与建构过程，是普遍社会成员以集体性文化积累和传承获得文化认同的历史记忆，更是群体成员在历史长河中以认知性体验获得身份认同、情感归属与价值取向的社会记忆。其中，承接未来期望、现实感受和过去经验的符号标识是记忆的主要载体，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景观符号、自然符号与文明符号三位一体。符号是记忆的主要媒介，如乡音土语等语言文字、建筑雕塑等村社地标、公共仪式与礼仪等大众化活动，均是传统文明和现代人想象共同体的积淀，承载着群体成员与社会成员的共同理念、情感共识和文化想象，是共同体成员的集体精神寄托和群体认同感、归属感的标识，也就是常说的精神血脉和文化之根。所谓田园故园、古道热肠、乡愁乡恋，莫不是对乡村道德民风、故乡热土和诗情画意的自然风光的整体记忆。美丽乡村符号建设是景观符号、自然符号与文明符号“三位一体”共生共荣、自然存续与共建重建的互动过程。景观符号侧重建筑样式、建材与格局的传统性，以历史传承、视觉抽象唤起群体历史记忆的原型，生动映射祖先文明的光辉和血脉延续的情感继承；自然符号侧重原生态风光的呈现，干净的水、绿色的山、清洁的空气和安全的食品既有自然馈赠，更有古色古香、乡土乡情的本土特色；文明符号侧重礼仪仪式、习惯操练和身体实践，直觉感观先民乡民的心志伦理、精神信仰和思想共识，感受道德内化后的纯朴、清醇与身心合一。
符号建设重在自然亲近、口耳留芳和精神洗礼。美丽乡村符号建设是物态、精神、行为与信仰等美丽回归与升华的过程。乡村美丽在于其与城市文明的差异性呈现，在历史记忆的整体性还原，在未来想象的精神愉悦，因此美丽乡村的美丽是特色之美、原生态之美、精神之美和整体之美。其建筑景观是古典语境的记忆复原，自然景观是原生态自然风光的情景再现、丰富淳朴“土里土气”的生活体验，文明景观是习俗礼仪的文明承续，是安宁有序、彬彬有礼、天然恬静的净土故乡，给群体成员以精神回归的愉悦和生活体验的欢乐。
（本文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教授，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