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的悖论与困境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难民潮面前，西方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本身存在的悖论和面临的困境也暴露无遗，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欧洲难民危机表明，西方界定的所谓“普世价值”与中东国家的国情民情严重脱节，这也是“阿拉伯之春”迅速变成“阿拉伯之冬”的主要原因。西方认为可以给中东地区带来正义和幸福的“普世价值”，非但没有带来“福”，反而带来了“孽”。它破坏了不同教派和族裔间曾经存在的脆弱平衡，导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迅速坐大，而这一切最终又以难民危机等方式把欧洲一并卷入。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至少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阿拉伯之春”所改变的最多只是这些国家政治层面的某些表象，另外两个层面根本改变不了。此外，阿拉伯世界诸如教派冲突、族裔矛盾、人口爆炸、经济结构单一等难题，“普世价值”一个也解决不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使原有问题变得更为严峻了。
其次，在欧洲难民危机考验下，西方民主政治站到了“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欧洲主要国家大多曾积极参与推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却只想坐收渔利，不想如何承担难民危机的后果。根据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任何缔约国在面对难民或避难寻求者的时候,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驱逐或送回（即“不推回原则”），而是首先要经过一个甄别程序确定难民身份。但是自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匈牙利率先在与塞尔维亚边境修建藩篱，对硬闯边界的难民使用催泪瓦斯，后又干脆开放边境，让难民自由涌向德国和奥地利，震动了相关国家的政坛。以德国为例，围绕难民问题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受到质疑，支持率下滑。虽然欧盟通过决定，要求把已在希腊和意大利登记的16万难民安置在28个欧盟成员国中，但多数东欧国家表示坚决反对。西方民主制度下，政客只对本国的部分选民负责，不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负责，而民众也大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怎能期待这样的民主政治来帮助实现世界所有地区人民的人权？更何况欧洲国家今天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大都不好，自己国内少数族裔的权利问题还没处理好，又如何指望他们欢迎来自中东地区的大批难民？
第三，“普世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包容“多元文化主义”。西方“普世价值”派长期以来声称他们接受“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不分性别、种族、宗教、语言和信仰，一个国家的所有民众都应该享受同样的人权。但这次难民危机中，欧洲多数国家民众和政府都对来自中东的穆斯林充满了疑虑和不安，排外情绪高涨，已导致欧洲政坛右翼势力迅速上升和“多元文化主义”进一步走衰，这与西方道貌岸然的“普世价值”主张是矛盾的。其实，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已公开承认，其国内长期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随着“多元文化主义”走衰，“普世价值”的“含金量”已不断减小。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深化，将会加剧这个趋势。
最后，在欧洲难民危机冲击下，抽象的“普世价值”理念与西方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凸显。西方多年来一直高调推动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价值观外交”，展示“民主国家”的“道德优越感”。但在严峻的难民危机面前，欧盟内部基于各种利益的分歧和矛盾一下子暴露无遗。抽象地谈“普世价值”，大家似乎都有共识，一旦涉及各自的具体利益，各种矛盾、分歧乃至冲突马上浮现，这种现象早已存在，在危机到来时更加突出。在这场难民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是早已陷入财政危机的南欧国家，紧接着是中东欧国家。这些国家自身困难重重，谁也不愿意为捍卫抽象的“普世价值”去背负巨大的难民包袱。欧洲大国间的矛盾也公开化：英、法是“阿拉伯之春”重要推手，理应为难民潮担负更多责任，但英、法出于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成了最不愿承担责任的欧洲大国。成为众矢之的的还有“阿拉伯之春”的始作俑者美国。美国以担心恐怖分子混入国内为由，不愿过多接收难民，与其此前强势介入所谓“阿拉伯之春”形成巨大反差，可见其自身利益远比“普世价值”重要。这些情形对西方世界也是一个讽刺：与其对外推行抽象的“普世价值”，还不如先在西方国家内部就如何认同“普世价值”达成共识。如果西方自己对践行“普世价值”的重要性都模棱两可，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就把“普世价值”放在一边的话，那还有什么资格对外大肆推广这些理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