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时间交叠是中国社会治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显著特性。所谓时间交叠，是指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不同时点形成的社会产物，以复杂多样的形式不同程度地交叉重叠在当下的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社会最为庞大繁盛、结构最为复杂，而且具有超强的绵延能力。再加上内外交迫，时间紧迫，因此，中国在近现代的转型过程十分曲折艰难，常常是一个制度变迁还没有完成，另一个制度变迁就交叠而来，或者几种重大的社会转型同时进行。所以，近现代的时间脚步特别急促，仅仅在一代人的生命历程中，就可能既经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又经历社会主义社会；既要熟悉计划经济体制，又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这边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那边已经进入信息化、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等为特征的后工业时代，一代人可以经历西方几代人才能经历的社会阶段。至于可能经历的政治运动，以及社会身份和境遇的急剧变化，更是西方人所难以想象的。就连我们自己，也不可避免所谓“身体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脑袋还留在封建社会”“一只脚踏进市场经济，另一只脚还停在计划经济”之类的情况。这种时间交叠，直接带来了社会规范的错位、社会秩序的无序和价值评价的混乱，从而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无法想象的难度。
而西方国家在社会治理上占据时间的先机。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始于西方国家，它们最早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人口、经济与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有充足的时间加以逐步消化、反复探索、自我修复乃至转嫁他国，从而用时间来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时间挤压与时间赶超的过程，国内外的环境使得我们必须要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赶超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发展过程，而不可能采取“自然的”、按部就班的发展方式以及社会治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经验只具有相对的参考价值，而不具有可复制、可移植性。
第二，空间压缩是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另一个复杂情境。由于历史原因，致使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同时堆积在我们当下这个场域中，甚至在每一个地方都面临着诸如怎样消解城市与乡村二元空间区隔、如何进行市民与居民之间的协商共治之类的问题。而且这种空间压缩，还表现为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差异性与不均衡性，这意味着东部地区的社会治理内容、手段与方式就不能简单地照搬到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社会治理方式也不能直接复制到乡村社会中去；南方的社会运行有别于北方，南方的社会治理模式也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北方。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采取非线性的、多样化的治理方式与治理手段方能有效地解决中国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例如，东部地区的上海、广州等地已经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现代化水平相差无几，它们的社会治理理念较为先进，社会治理主体较为开放，社会组织发展很快，社会运行机制较为灵活，社会监督逐步完善；而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发展较为封闭，民众的现代治理观念及意识还比较淡薄，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尚未发挥，这些地方的社会治理更加难以接受“西方的技术手段与技术平台”，很多情况下还需要继续依赖传统经验。我国社会治理在空间分布上的复杂多样性，使得即使在国内各个地区之间尚且不能简单套用，在中西之间就更加不能忽视这种空间特性，对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经验不能简单地照搬和移植，而只能有选择地“借鉴”。③
第三，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是我国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现实情境。国家统计局2014年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人口总数达到13.6亿，而且不同省际之间人口数量差距很大。仅每年的流动人口就达到2.45亿，介于俄罗斯人口总数与美国人口总数之间。如此众多流动人口的衣食住行、劳动就业、生老病死等问题不是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手段所能应对的，仅仅十几万中东难民涌入欧洲就使之疲于应付，就是明证。
人多，不光是个数量概念，它必然意味着社会关系繁复、社会结构复杂。我国各地人口的年龄结构、收入结构差异十分显著，边富边老、未富先老、先老还穷等问题同时存在。数据显示，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省市早已进入老龄化乃至高龄化时代，这些省市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6%，④而部分西部地区尚未进入老龄化阶段。在这种复杂情境下，简单地采取同一种治理理念及方法显然是不科学、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