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综合性与整体性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受数千年农耕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中国人形成了与西方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它排斥线性思维，主张综合思维，承认任何事物都处于变化之中，各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承认事物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认为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对立的双方相互依存，“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它排斥单一性，强调整体性，天、地、人相通相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由此，我们排斥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崇尚集体主义与团体主义，重视以家庭为核心及纽带的个人与社会差序关系的建立，每个人都是一个圆心，“从这个圆心出发所生发出的社会关系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平静的水面所形成的一圈圈波纹一般”，从而形成“一个网络状的、发散型的社会关系结构网”。⑧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社会关系是一种以自我及家庭为中心而呈现的发散型的关系集合体，其蕴含着团体主义、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这里自然就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这可以看作中国社会复杂性在思维领域内的折射，当然也就是我们进行社会治理、开展社会建设的思维基础。
复杂社会治理要求采取适应复杂性的思维方式。一个社会究竟采取何种治理理念，运用何种治理手段与方式，应该根据各自的历史与文化特性、依据其所处的内外部社会情境来决定。我国与西方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生活存在差异，文化类型明显有别，我们的社会治理模式应该适应多样性，而不宜也不可能单一化。从历史上看，不仅中国人朴素的辩证式中庸思维根深蒂固，而且西方人的直线型思维方式也并不能有效应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建立在本国历史与现实基础之上、适合本国民众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的社会治理模式才是具有可持续性的模式。
总之，复杂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是适应复杂性，防止简单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意义上都否定“简单”，一般而言，在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层面上，不论是化繁为简，还是化简为繁，只要场合适当，都可能是有效的。但在基本逻辑和基本策略的层面上，以简单应对简单、以复杂应对复杂，保持对象与方法的一致性，取法自然，则顺理成章。因此，面对复杂社会的治理问题，中国以讲究层次性、强调阶段性、尊重多元性、承认多样性、长于综合性、注重整体性为特点的思维方式和治理逻辑就具有天然的优势。世界也在走向复杂化（多极化、多样化、多元主体化），这样的中国思维、中国逻辑将能够惠及世界，如果不承认这种复杂性，违背这个趋势，到处强行推广西方民主、西方价值，强行干涉别国内政，武力推翻别国政府，就只能事与愿违，导致诸如中东等地的乱局。
复杂社会治理的基本策略
我们强调中国社会及其治理方式的复杂性，并不是一概否定西方的社会治理经验而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恰恰相反，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情境，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特点，客观科学地制定中国社会的治理策略，在坚持社会治理主体性基础上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先进治理经验，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可行策略。
第一，完善适合中国复杂社会的民主治理形式。民主是普遍的，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得到它，而且它还具有某些特定的核心要求，使其可以适用于全球”。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民主与自由、公平、正义一样，“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⑩但同时，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又是特殊的，民主除了有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法国的等形式，同样也有印度的、韩国的、新加坡的以及中国的等形式。我们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同样是民主的类型之一。基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我们在基层实行直接选举，基层以上逐级实行群众民主推荐、组织考察、社会监督、层层选拔的选任制度，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结合起来，既尊重群众意见，又发挥组织作用；既吸收几千年来选贤任能的历史经验，又借鉴西方民主的普遍理念和适用形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
中国社会的民主治理，应该浸润中华文化的特质，而不是丢失了中华文化特质的纯粹西方式民主；是内涵中国化与科学化的民主，以实现国家富强与统一为目的的民主，而不是西方民主的简单扩展版。中国社会的民主治理，应该切实协调好国家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关系，因而是那种能够启迪民智、凝聚民心、共筑中国梦的民主，而不是一盘散沙、民粹斗争、乱象丛生的民主；是具体的、多层次、多样化的民主，而不是抽象的、狭隘的、单一形式的民主。这就需要我们凝聚全体民众的智慧，恪守自身的政治自信与政治抱负，在汲取境外民主治理的经验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治理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