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形成“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的治理机制。我们的社会治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处理好经济与社会、企业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社会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经济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经济条件对于社会治理非常重要。但是经济有其运行机制，社会也有自己的运行机制，简单地搬用管理经济的办法治理社会，或者单纯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都是不妥当的；如果以为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那就不仅不能实现良治，甚至可能对社会带来腐化作用。我们建设的是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社会”。市场遵循一套自由竞争的规则，但它们未必适合所有的社会领域，例如，许多社会事业是公益性的，参与者不是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行为原则不是追逐利益，而是施惠、让利，让接受者受益；进入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领域的各个主体，是一种合作关系，并非自由竞争关系。当然，社会治理也有一个效率问题，可以在一定领域内、某些实务中运用市场激励机制，但社会也自有其有效的激励机制，应该善于将它们恰当地结合起来，而不是简单地向市场一推了之。
企业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为复杂。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即用社会主义规训市场经济，以保证国家对经济的有效控制，探索出一条新型经济发展之路，避免发达国家曾经出现的微观效率与宏观失调并存、短期平衡与长期失衡相抵消、私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冲突、自由竞争与集中垄断相矛盾等问题。为此，我们既强调企业自主性，又强调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既保持宏观调控，又激发微观活力，这就与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有实质性区别。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我们既强调政社分开，又主张政社合作，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还实行政府主导。有些人不理解，质疑这不是会影响社会发育、限制社会自主吗？其实，这是把中国的政社关系看得简单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复杂的政社关系，归结为“政社不分”虽然不太准确，但二者确实关系紧密。这种情况既与中国的历史传统有关，也与中国的宗教信仰等观念有关，总之，中国自有一套关于家庭、宗族、国家关系的观念，以及历史形成的政社关系结构，称为“家国同构”也好，“公私嵌套”也好，反正是与西方社会历史明显不同。因此，我们在社会治理中，既强调基层自治、组织和个人自律，又要求政府负责；既讲“天下为公”，又讲“匹夫有责”，其实质是建立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