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吕不韦本为赵国富商，往来贩贱卖贵于赵、韩。由于机缘巧合，在邯郸街头，吕不韦偶遇秦质子子楚。其时秦赵交恶，子楚客居赵国都城邯郸，颇为狼狈，但吕不韦认为子楚“奇货可居”，遂以其财资助子楚，并亲自携巨资赴秦为其游说华阳夫人，终使子楚立为太子。公元前249年，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三年后庄襄王病故，立太子政为王，尊吕不韦为相邦，号曰“仲父”，专断朝政。
吕不韦任秦相期间，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的事业有重大贡献。后因嫪毐集团叛乱事受牵连，被免除相邦职务，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复命让其举家迁蜀，吕不韦恐诛，乃饮鸩而死。
吕不韦不仅在政治上有作为，他在秦国的思想文化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他曾组织门客编纂著名的《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此书汇合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此书不仅是各家思想的体现，也可以说是吕不韦在相国任内的一部施政大纲，其中表现出了他对儒家思想浓厚的兴趣，他推崇孔子的仁孝思想，对孟子提出的仁政和民本思想也有所继承。值得注意的是，吕不韦是秦国少有的对于法家持反对态度的政治家，他批判法家刻薄寡恩，反对严刑峻法和极端的君主独裁，主张德治与法治并行，更强调德治的作用。
他的这些思想与当时醉心法家思想的秦王嬴政格格不入。吕不韦强调德政被秦王追求的法家短暂成效所不容，统治思想的不同必然会导致政出多门，令行不一。这正是始终致力于政治、文化统一的秦始皇无法接受的。吕不韦倒台后，秦始皇发布“逐客令”。正是这种矛盾的爆发，使游士盛行之风也受到了重创。
秦国用人，不问出身，量才而用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商鞅、张仪、范雎、吕不韦都是游士的一种，属于战国时期“没有任何背景的新游民阶层”。而所谓“先王之法坏矣”正是因为他们在各国开展变法，使得各国内部阶层结构以及国际局势得到“重组”的体现。这说明每个时代都需要富有创新精神的变革，这与当今国家鼓励创新的政策不谋而合，我们从实际出发，结合对未来发展形势的预测进行变革，才能为国家与民族的富强寻找出路。
其次，秦国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对外来人才的接纳程度也与当今我国努力对外开放的政策相呼应。秦国历史上那些有过重大贡献的谋士，无论是穆公称霸西戎时的百里奚、蹇叔，孝公时为秦奠定基业的商鞅，秦昭王时提“远交近攻”的战略家范雎，还是支撑秦国文化发展的吕不韦，遑论最终一统天下时的朝廷重臣李斯、尉缭，均是不问出身，量才而用，最终为秦国的一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总之，秦国开放姿态推动了人才的流入，加速了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革和创新，这种创新又要求更大程度的开放，因此秦国才能在短短百年统一根基深厚的其他六国。这种开放与创新的精神也是我国今后发展中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李筱艺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②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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