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思潮虽未息，政策却难延续？
变革的世界深刻地影响并严峻挑战着民生保障。过度发展的高福利制度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面临经济危机。由于福利制度的刚性，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日益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使政府赤字剧增，债台高筑，出现了巨大的“财政黑洞”。比如，法国政府财政赤字连续上升，2015年保持在4.3%的水平，继续突破了欧元区3%的红线。二是面临失业危机。过高的社会福利开支，最终将通过各种税收转为生产成本，这就使得原本热情锐减的雇主尽量减少雇佣人数，致使社会中就业机会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失业保障费用的增加，并形成失业保障和就业之间的恶性循环。欧盟统计局宣布，欧元区2015年12月的失业率为10.4%。三是面临社会危机。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造成失业现象严重、收入差距拉大、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其突出表现为公平与效益的双重失衡。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结构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趋势加剧了社会福利支出的刚性。2014年，欧盟28个国家内的赡养比率平均为27.5%，但是德国和意大利都高于这个水平，预计到2050年这个比率会跃升到49.4%，到时候每两名劳动人口要养活一名退休者。四是面临观念危机。社会福利，就像一张温床，一些人宁愿躺在上面吃补贴，也不愿劳动、不思进取，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好逸恶劳现象的滋生，使得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减退。西方一位经济学家认为“一个社会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深有感触地说：“我所理解的福利社会，并不是让大家歇着，真正的福利社会就该是，每个人生活中感到困境时，都能得到帮助。”
辩证地分析“高福利”制度的利弊，才能认清其本质属性。从福利制度看，西方国家实行的“高税收、高福利”，是资产阶级政府采取的重要改良主义措施，是资本主义社会调节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虽然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减少了贫富对立，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有某种作用，但这些政策只是调节国民收入的一种形式，说到底是一种社会矛盾的“缓冲器”。民主社会主义者推行的模式，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过分强调社会福利的保障作用，目前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面临难以为继的窘境。经济学家批评说：这种经济患上了“动脉硬化症”，“对劳动缺乏刺激作用”，带来了社会发展的放慢或停滞。
对于“高福利”制度带来的问题，一些西方政要心里是清楚的，并对这种畸形福利的弊端进行调整，但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和代价。当时，为拉选票，向选民承诺过度福利，一直习惯于这种享受的民众又怎能接受福利降低。所以，改革招来民众强烈的抗议浪潮。这是当年施罗德和其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大选中败北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出现了模仿高福利模式，讨好民众最终却损害了民众福利？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实行“高福利”制度，一方面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拥有富足的物质基础；一方面是北欧一些国家历史上未受战乱破坏，资源丰富且人口不多。即使如此，社会福利的巨大支出，也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样让其手忙脚乱。可以说，这种模式是特定条件使然，并不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范例。别说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复制，即使在一些条件较好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难行通。东施效颦，只能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拉美国家的生搬硬套就是沉重的教训。
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一些国家为摆脱发展困境，获取人心支持，选择了“福利赶超”模式，全盘追随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盲目地照搬欧洲的福利国家模式，但远无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这就为制度自身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埋下了隐患。
为支撑福利制度的运转，拉美国家致力于发展经济，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大地产制，经济命脉和政治生活仍然控制在少数家族和利益集团手中。为早日建成“新兴工业化国家”，他们以“举债”为动力，以牺牲农业和环境为代价，高举债、高投入、重增长、轻发展，引发严重的债务危机、经济危机。拉美国家的福利赶超，没有根本解决所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反而加剧了现实状况的恶化，不仅影响了社会稳定，而且还制约了经济持续增长，被称为滞留“中等收入陷阱”时间最长的地区。
西方国家的“高福利”，是根据自身的历史和国情而确立的发展模式。尽管发挥了许多作用，但难以克服自身痼疾，所遭批判之声日隆。如不加分析地“照单全收”，不但不利于福利制度的良性发展，而且还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忽略改善收入分配的可持续发展，对民众、对社会、对政府本身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一定要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情国力实际，循序渐进地解决和改善。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避免落入“举债谋福利”的陷阱。这既是从中国民生道路中总结的成功经验，也是从拉美国家失败教训中获得的重要启迪。
（作者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