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绿色发展是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全新发展理念。我们要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指导下，勇于面对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遵循“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树立“绿色＋”战略，将“绿色＋”战略全面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全方位，践行新发展观。【关键词】“绿色＋”战略 五大发展理念 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03.002
发展观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新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慧、大思维、大战略、大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长远的一场深刻变革。在新发展观中，绿色发展的内涵丰富、寓意深远。绿色发展理念是古今融合、东西交汇的新的发展理念，既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态智慧的朴素呈现；又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生态伦理与时代特征的有机结合。既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不懈追求的现实表达。绿色发展是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全新发展理念。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观，我们必须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特别是生态环境的形势，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发展战略，明确发展目标，落实社会经济政策，寻求发展路径。
可持续发展：形势仍然严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过分注重规模扩张和增长速度，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应，造成了创新不足、科技进步贡献率低、管理水平不高、能源消耗高、资源损耗大、污染物排放高等弊端，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严重威胁到我国可持续发展。第一，耕地面积减少。我国土地广袤、幅原辽阔，国土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但是可耕地资源十分有限，目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及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1/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面积快速减少。《土地管理法》实施之后，耕地减少速度趋缓，但仍呈减少趋势。耕地面积减少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建筑占地最为严重，包括住房、工厂等的修建。其次是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占地。第二，土地沙漠化严重。土地沙漠化现象在我国西北地区尤为突出，这些地区原本就处于干旱和半干旱的脆弱生态环境之下，由于缺水，动植物多样性不像其他地区那么丰富，再加上人类的过度开发，如伐木毁林，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土地肥力下降、质量退化，最终变成沙漠。第三，森林资源缺乏。在世界160个国家或地区中，我国森林覆盖率居第120位，人均占有林地面积居第128位。森林资源缺乏、林地面积急剧减少与人类过度伐木开垦、毁林造田，以及火灾、病虫害等因素相关。森林面积减少的同时也加剧了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灾害。第四，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是导致我国土地资源遭到破坏的最常见的地质灾害，以黄土高原地区最为严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150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约为50亿吨，属于世界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水土流失有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自然方面的原因主要有：多山，土质疏松，垂直节理发育，易冲刷；降水集中，多暴雨，冲刷力强；植被稀少，对地面的保护性差；等等。人为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乱砍滥伐，植被破坏严重；不合理的耕作；开矿及其他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第五，淡水资源匮乏。虽然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占全球水资源的6%，名列世界第4位，但按人均计，约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一方面，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夏秋多春冬少，这导致有些地区水灾频发，有些地区又极度干旱；另一方面，我国国民惜水、节水意识薄弱，节水措施不到位，水资源浪费现象随处可见。第六，生物多样性减少。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近年来我国生物多样性呈骤减趋势，且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同时也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我国生物多样性骤减的原因主要有：物种生存环境的改变与破坏，人类掠夺式的开发与利用，环境污染，外来物种的入侵或不合理的引种，人类非法收集、采挖、走私，等等。第七，污染严重。在我国，各种污染日趋严重，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光污染、噪音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其中，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尤为严重。
当前，我国节能减排任务艰巨，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能源生产水平总体偏低。我国是世界第一能源生产大国，但能源开发和生产的总体水平不高。以煤炭资源开采为例，我国大型煤矿的平均回采率在40%左右，地方国有煤矿的回采率在30%左右，而乡镇、集体和个体小煤矿的平均回采率只有10%～20%，由于开采方法不科学，我国西部产煤区的自燃现象较普遍，在开采过程中造成很大浪费。第二，能源利用效率明显偏低。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偏低、能源利用粗放的问题相当严重。我国每创造百万美元GDP的能源耗费是美国的2.5倍，欧盟的5倍，日本的9倍；1吨煤所产生的效益仅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也低于巴西、墨西哥等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能源密集型产业技术落后，第二产业特别是高耗能工业能源消耗比重过高，钢铁、有色、化工、建材四大高耗能行业用能占到全社会用能的40％左右。目前，高耗能建筑在全国既有建筑中的比例超过95%，建筑能耗已占全国总能耗的27.5%①。第三，生态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能源生产、转换和消费形成的污染物致使生态环境不堪重负。近年来，严重雾霾天气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发生频率越来越高、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多次大范围的雾霾与重污染天气波及我国1/4的国土面积，影响约6亿人。除了大气污染以外，水污染、土壤污染、地面塌陷等问题也日益凸显。我国煤矿每年新增采空区超过4万公顷，70%的大型矿区是土地塌陷严重区，这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加剧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不仅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而且会引发群体性生态环境事件，严重危及公共安全与社会和谐。第四，能源安全风险不断增大。按目前的探明可采储量，我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人均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7%、5.4%和7.5%。随着我国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能源安全风险不断增加。2014年我国石油进口3.1亿吨，对外依存度达59.6%；进口天然气58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超过32.2%；净进口煤炭2.9亿吨。②与此同时，我国油气进口来源相对集中，受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影响，进口通道受制于人，远洋运输能力不足，能源储备规模较小，能源保障能力不强。第五，国际气候谈判压力不断增加。近年来，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增量大、增速快，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我国被要求承担更大、更多责任，压力不断增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去年发布的《气候变化2014：减缓气候变化》报告中表示将增加全球气候谈判压力。随着谈判进入更加实质的阶段，我国面临的谈判形势不容乐观。
总之，如果我国不能有效推进绿色发展，那么自然资源难以支撑，生态环境难以承载，最终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绿色＋”战略：内涵与价值
发展战略是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如何发展的理论体系。发展战略是一定时期内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发展速度与质量、发展点及发展能力的重大选择、规划及策略。发展战略可以指引长远发展方向，明确发展目标，并确定国民经济需要的发展能力，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
“绿色＋”战略的内涵。绿色发展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它将全方位地改变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资源供给安全及引领新一轮全球经济发展潮流的基本途径与战略选择，已成为全球各国或地区政府的共识，也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命题。绿色发展以其“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益”的优势为世界各国政府所青睐。发达国家凭借其绿色技术和创新优势，致力于在政治、经济、技术、贸易和金融方面构筑全球新的竞争格局。中国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也为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积极贡献。2014年11月，《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提出，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在2015年11月举行的巴黎国际气候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了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的减排承诺③。
“绿色＋”战略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新发展观为指导，遵守“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的理念，走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之路。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产业转型、消费模式与生活方式转变、低碳和无碳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提高资源生产率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强度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彻底脱钩、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
低碳发展要求我们走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之路。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念的更新。低碳发展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革命。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的支撑。低碳观念是低碳发展的行动指针。其中，低碳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
循环发展要求我们在物质的循环、再生、利用的基础上发展国民经济，是一种建立在资源回收和循环再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原则是资源使用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再循环，其生产的基本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它也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发展模式；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目的是通过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实现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发展。
“绿色＋”战略的重要价值。首先，“绿色＋”战略凝练了党中央关于绿色发展的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和绿色发展，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凝心聚力、同心同德，加快推进绿色发展的进程。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暴露出来，必须加快实现经济效益提高、产业升级、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第一要务，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在发展中产生，也需要在发展中解决。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并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三大发展理念。报告鲜明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其中，提出了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建议》用大篇幅深入阐述了“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提出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目标和绿色发展理念，并作出了绿色发展部署，即要支持绿色清洁生产，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则首次提出“绿色化”概念，并将“新四化”拓展为“新五化”⑤。
国务院2015年审议通过的《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绿色发展的基本方针：坚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加强节能环保技术、工艺、装备推广应用，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效率，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同时明确了全面推行绿色制造的战略任务：加大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工艺和装备的研发力度，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积极推行低碳化、循环化和集约化，提高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努力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
综上所述，十八大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都在走向绿色化，充分表明“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治国方略，切实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其次，“绿色＋”战略创新了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路径。“绿色＋”战略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落脚之处，也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抉择。第一，“绿色＋”战略是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体现了我国发展理念的重要转变，从不顾及生态环境的粗放增长，到就生态论生态的简单二元论，再到变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的辩证观。“绿色＋”战略作为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第二，“绿色＋”战略是惠及民生的重要保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更加迫切，生态环境问题也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政府有责任调动各方面力量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不欠新帐、多还旧帐，在充分提供物质产品、文化产品的同时，更多提供生态产品。第三，“绿色＋”战略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发展的战略基点，绿色发展催生了规模庞大的低碳循环产业，也孕育了前景无限的市场空间。无论是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所催生的节能环保产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创造的高附加值、低污染的全新市场；无论是化石能源清洁发展衍生的产业链，还是非化石能源推广开辟的国内外市场，都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动低碳消费增长，容纳大量低碳就业。第四，“绿色＋”战略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略。推进“绿色＋”战略本身就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涉及发展理念的提升和社会利益的调整，更需要改革和制度创新。我国“绿色＋”战略依赖于价格、财税、金融、行政管理以及企业等改革，要通过完善资源有偿使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健全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考核、行为奖惩、责任追究等机制，加强资源环境领域法制建设，使“绿色＋”战略成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第五，“绿色＋”战略可推进多学科交叉、协调创新。“绿色＋”战略涉及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科技、制度等领域，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大系统。“绿色＋”战略理论、方法及实践研究需要应用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环境科学、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离不开多学科专家学者的协调配合。因此，“绿色＋”战略的研究可有效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协同创新。第六，“绿色＋”战略可打造经济升级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中国经济不仅可能面临既有比较优势丧失之忧，而且因产业竞争力弱而难以占据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问题会进一步恶化。因此，我们必须增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突破产业核心关键技术，扶植能效高附加值高的企业，降低产业能源强度和高能耗产业的比重，提高工业附加值率，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绿色＋”战略：践行新发展观之策
为了贯彻落实新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将“绿色＋”战略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领域、全方面和全过程，注重顶层设计，确立目标，找准路径，明确抓手，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进。
“绿色＋”金融。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要发展绿色金融。“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投融资决策中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绿色＋”金融的作用主要是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产业，引导企业的生产注重绿色环保。“绿色＋”金融的发展可以考虑四个方面：一是建立对绿色信贷的贴息机制。贴息3%，可以撬动100%的贷款本金，即用1块钱的政府资金撬动33块钱的社会资本投资于绿色产业。二是建立对绿色项目的担保机制。由于对绿色项目的专业评估能力不足，一般银行会认为许多绿色项目的风险很大，但是，专业的绿色担保机构可能会发现这些绿色项目的风险实际上远小于银行的估计。对这些项目提供担保，就可以保证在不良率可控的情况下，明显降低绿色贷款的融资成本。三是建立有政府参与的绿色产业基金。国内外经验表明，政府背景的股权基金投资于绿色项目，可以大大提升民间资本对这些项目的风险偏好，有效吸引民间资金跟投。四是通过发行绿色债券为当地的中长期、有稳定现金流的项目提供融资。许多地铁、轻轨、新能源、污水处理项目就很适合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融资。统计表明，我国重工业占GDP的比重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而重工业产生的空气污染是服务业的9倍；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消费占2/3，而给定当量，燃煤产生的空气污染是清洁能源的10倍。发展“绿色＋”金融的意义在于可以帮助推动改变投资结构，从而改变污染型的经济结构。研究表明，我国未来每年绿色投资的需求将达2～4万亿元，其中财政每年约能投入绿色产业3000亿元⑥。财政资金最多只能提供15%的绿色投资，即85%以上的绿色投资需要来自于社会资本。必须发展一个绿色金融体系，才能有效地推动投资结构和经济结构向绿色转型。重要的是“绿色＋”金融可以促进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衍生品在中国的有效实施，研发适用我国政治经济特征的自主性低碳金融产品。以碳交易市场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额将达到3.5万亿美元⑦，碳交易市场有望赶超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截至2014年底，发达国家在全球已经创建了四大碳交易平台，它们分别是：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机构、英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美国芝加哥环交所，以及澳大利亚国立信贷委托。2011年10月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大直辖市，以及湖北、广东、深圳等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然而，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存在活跃度低、碳价格持续走低等问题，2015年5月和6月，上海碳市场的碳价曾一度跌至9元每吨⑧。碳价格的急剧下跌将极大削弱碳交易在促进节能减排中的意义。为此，我国将于2016年启动全国碳市场，完善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争取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在将发达国家成熟的低碳金融衍生品在中国市场有效落实的同时，积极研发更加适合于我国国情的金融衍生品，是我国通过低碳金融路径实现节能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
“绿色＋”能源。“绿色＋”能源旨在发展对环境友好的绿色能源，即清洁能源，是环境保护和良好生态系统的象征和代名词。它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的绿色能源是指可再生能源，如水能、生物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海洋能。这些能源消耗之后可以恢复补充，很少产生污染。广义的绿色能源则包括在能源的生产及消费过程中，选用对生态环境低污染或无污染的能源，如天然气、清洁煤和核能等。目前，碳排放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我国的能源消费主要依赖煤炭。要实现碳减排的目标，首先要实现能源消费的转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主要是清洁煤技术和碳捕捉技术的推广；二是从高碳能源转到低碳和无碳能源，包括天然气、风能、太阳能和地热等能源的综合利用；三是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探索互联网能源的发展模式。在这些研究中，要特别关注如何通过优化政策体系，调动企业参与能源转型的积极性。
“绿色＋”工业。“绿色＋”工业指的是实现清洁生产、生产绿色产品的工业，即在生产满足人的需要的产品时，能够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自觉保护环境和实现生态平衡。其实质是减少物料消耗，同时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绿色＋”工业是全球绿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顾客、合作方、供应商、员工、社会、生态环境等相关方健康、和谐的绿色行为和可持续绩效，致力于实现相关方绿色共赢、可持续的工业发展方式。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先后实行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也明确指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是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运用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自动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生产技术和装备现代化有重点地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推动清洁生产的发展；提高产品质量，使工业产业尽快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绿色工业体系是建立在循环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形态，是科技含量高、能源消耗少、生态化、零排放、资源循环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体系。
绿色工业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低投入、高产出，以最小的资源代价发展经济，以最小的经济成本保护生态环境。从内涵上讲，它要求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在更大范围内按照资源禀赋构筑区域产业合理布局的均衡工业体系；实现生态发展平衡，构建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链完备、能源资源消耗减量化和再利用的循环工业体系；充分发挥科技资源优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构筑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产业发展高端化、低碳化、生态化的现代工业体系。
面对新常态下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趋势和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复杂局面，构建“绿色＋”工业体系，不仅是我们建设“两型社会”、加快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途径，更是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绿色＋”建筑。建筑是我国碳排放的第二大来源。根据《“十二五”绿色建筑科技发展专项规划》，我国建筑活动造成的污染约占全部污染的1/3，建筑垃圾每年高达数亿吨；每天生成的生活污水达580万立方米。我国建筑能耗占全社会终端能耗的比率已从1978年的10%增长到当前的27.5%，若综合建材生产和建造过程，建筑业相关能耗比例超过40%。⑨因此，降低建筑运营过程中产生的能耗与温室气体排放，对实现低碳发展的目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实现低碳建筑除了要求建筑节能技术的发展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战略层面激发企业和业主采用建筑节能技术的动力。一个思路是推行绿色建筑标准和标识等自愿性标准，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建筑生产者采纳低碳建筑标准的市场动力，推动建筑的低碳化发展。
“绿色＋”交通。交通部门是我国碳排放的第三大源头，也是其他空气污染物，例如雾霾的重要来源。根据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数据，北京市的汽车尾气排放对PM2.5的贡献率达到22.2%⑩；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气象研究所的数据表明，珠三角地区机动车排放对PM2.5的贡献为30％左右⑪。“绿色＋”交通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它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可持续性发展概念一脉相承。它强调的是城市交通的“绿色性”，即减轻交通拥挤，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社会公平，合理利用资源。其本质是建立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交通体系，以满足人们的交通需求，以最少的社会成本实现最大的交通效率。我们应将“绿色＋”交通理念作为现代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的指导思想，融入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优化决策之中，研究城市的开发强度与交通容量和环境容量的关系，使土地使用和轨道交通系统两者协调发展。这种理念是三个方面的完整统一结合，即通达、有序；安全、舒适；低能耗、低污染。因此，如何以低碳为抓手，重塑交通运输的体系和载体，不但是降低碳排放的要求，也是解决迫在眉睫的雾霾问题的要求。另外，我国城市拥堵现象越来越严重，例如上海市的汽车保有量在2014年已接近304万辆（不含外省市号牌车辆）⑫，拥堵成为市民非常头疼的问题。“绿色＋”交通可成为解决拥堵问题的抓手。第一，优化交通运输的结构，包括工商业物流体系的优化和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优化；第二，推进运输工具的低碳发展，包括提高传统汽车的能源效率和推广新能源汽车的使用。
“绿色＋”农业。“绿色＋”农业是广义的大农业，主要包括绿色动植物农业、白色农业、蓝色农业、黑色农业、菌类农业、设施农业、园艺农业、观光农业、环保农业、信息农业等。在具体应用上一般将“三品”，即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合称为绿色农业。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于2007年公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显示，农业是温室气体的第二大来源，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人为排放的13.5%⑬；而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于2014年披露的有关温室气体的评估结果，农业、林业和渔业的排放量在过去50年里几乎翻了一番，如果不加大减排力度，到2050年或将再增加30％⑭。因此，世界农业亟须步入新型的有机、生态、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期，即低碳农业经济时代。低碳农业在我国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据估计，中国氮肥排放的氧化亚氮（N2O）占世界的30%，而氮肥生产和施用消耗的能源占工业部门化石能源消费量的10%，综合氮肥生产和施用过程中的温室气体，则总排放量占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通过开发针对秸秆禁烧的生物炭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减少氮肥的使用量的减排方式，一吨秸秆可以减少0.6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施用3万吨秸秆生物质炭可以减排温室气体20万吨，这相当于减少农田氧化亚氮排放40%～60%，同时还可以增加农田有机碳库25%～45%。此外，还可以采用节水农业、秸秆还田、配方施肥、优化粪便管理模式等非直接的减排措施。根据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潘根兴估算，通过政策与技术相结合，中国农业理论上可望完成减排目标的20%⑮。
“绿色＋”生活。一项由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气候集团（TheClimate Group）和全球电子行业可持续发展倡议（GeSI）发布的报告指出：“如果改变现有企业及公民使用技术的方法，到2020年，每年可减少15%人为制造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并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在全球范围内为企业节约8000亿美元的费用。”⑯“绿色＋”生活指倡导居民使用绿色产品，参与绿色志愿服务，树立绿色增长、共建共享的理念，使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绿色居住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让人们在充分享受绿色发展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的同时，履行好应尽的可持续发展责任，按自然、环保、节俭、健康的方式生活。我国在这方面改善的空间还很大，以绿色出行和绿色消费为例。鼓励绿色出行，一方面要为自行车提供专用车道，提高安全性和便捷性；另一方面要通过公共交通线路优化，实现目的地短距离可达性，可与手机智能软件结合，使居民在出行前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公交到达的时间，从而缩短等待，提高便捷性。鼓励绿色消费，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倡导使用带有生态标识的节能、环保产品。随着居民环保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生态友好、节能环保的产品买单。但是，当前我国消费品市场上，带有生态标识的产品种类繁多、认证机构来源多样，使得消费者眼花缭乱，因此，如何提高带有生态标识产品与普通产品的可区分性、增加消费者对认证机构的信任度，是有效发挥通过生态标识的信息传导机制、促进绿色消费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绿色＋”安全。随着科技革命迅速发展和全球化不断扩展，人类社会已进入风险社会，安全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我国，“十一五”规划就提出了安全发展的科学理念。安全发展主要强调的是生产安全的重要性，但也包括生态安全等其他方面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时，将维护生态安全作为了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因此，安全发展主要是指通过维护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绿色＋”安全主要指的是要维护和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多样性和稳定性。为了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有效避免生态风险，我们要将“绿色＋”融入安全，将全部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来进行规划和管理，切实维护生物和生态的多样性，有效预防外来物种入侵，不断扩大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大力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构建科学而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显然，“绿色＋”安全发展既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外部条件，也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
“绿色＋”互联网。互联网技术为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和途径，物联网、大数据等开发应用可推动绿色化向技术手段智能化、参与主体多元化、服务方式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绿色＋”互联网的任务在于形成覆盖生态要素的动态监测网络，实现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是加强自然资源环境动态监测，夯实绿色化水平评价的基础。二是发展智慧环保，形成全天候、多层次的智能多源感知体系，实现面向公众的在线查询和定制推送，将企业环保信用纳入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三是运用商品运输的逆向物流平台进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废旧物资回收处理的成本，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四是加快社会征信体系建设，推进各类信用信息平台无缝对接，为经营者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企业网上身份认证等服务。
“绿色＋”统计。国民经济统计核算是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整体的系统的核算，也就是以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为对象的宏观经济核算。它从数量上系统地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及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使用各个环节之间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提供依据。核算和评估绿色发展，需要将“绿色＋”融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一是参考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颁布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2012》，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核算环境成本、环境质量退化成本与环境改善效益，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代价；核算环境容量，揭示环境承载能力；核算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评估生态绩效。二是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构建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的资产和负债核算方法，建立实物量核算账户，明确分类标准和统计规范，定期评估自然资源资产变化状况，系统摸清自然资源“家底”，以便于建立针对领导干部的自然资源资产和环境责任离任审计制度。
注释
【1】朱启贵：《完善统计制度 支撑节能减排》，《研究咨询》，2015年第16期。
【2】董乐、贺惊涛：《2014年中国原油进口3.1亿吨 总值超万亿元人民币》，中国新闻网，2015年2月5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5/02-05/7038099.shtml。
【3】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12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5-12/01/c_134871895.htm。
【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网，2015年11月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103/c1001-27772701-2.html。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人民网，2015年5月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506/c1001-26953754.html。
【6】徐卫星：《应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改变污染型经济结构》，《中国环境报》，2015年12月3日。
【7】孙兆龙：《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额将达3.5万亿美元 碳金融交易市场风险管控成新课题》，《中国能源报》，2015年8月27日。
【8】韩叙：《千亿级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加快构建》，《经济日报》，2015年9月9日。
【9】《关于印发“十二五”绿色建筑科技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 ，科技部官网，2012年6月8日，http://www.most.gov.cn/fggw/zfwj/zfwj2012/201206/t20120608_94918.htm。
【10】王硕：《机动车PM2.5贡献率将高于22.2%》，《京华时报》，2014年1月3日。
【11】陈寂：《专家：珠三角汽车尾气对PM2.5贡献为30%左右》，凤凰网，2014年1月4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kongqizhiliang/content-3/detail_2014_01/04/32727961_0.shtml。
【12】张欣平：《上海机动车保有量达304万辆 高峰延长限行措施或调整》，《新民晚报》，2015年1月19日。
【13】刘丽伟：《发展低碳农业需要南北协调》，《人民日报》，2012年10月16日。
【14】《农林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人为排放比例在减少》，联合国网，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1698。
【15】张春：《中国农业有望完成总减排目标的20%》，中国网，2015年1月29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5-01/29/content_34683300.htm。
【16】《使用智能科技将能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5%》，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网，http://www.unep.org/Documents.Multilingual/Default.asp?ArticleID=5843&DocumentID=538&l=zh。
"Green +": A New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Zhu Qigui
Abstract: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the new path of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which reflects the CPC's deepened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govern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reatly enriches the Marxist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innovate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reen development is a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tending to integrate efforts to promote ecological progress and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into each aspect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we must face up to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fac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follow the "Five-in-One" overall arrangement; and adopt the "green +" strategy and implement it throughout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ut into practice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Keywords: "green +" strategy, the five development ideas, green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
朱启贵，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民经济核算与分析、国民经济理论与政策、货币理论与政策、可持续发展。主要著作有《金融调控与资金流量核算》《可持续发展评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论》《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统计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