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方艳华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蕴含了丰富宝贵的思想内容,重视对这篇文献的学习,从中寻找科学的对策建议,可以为我们当下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接续源头活水。
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民主革命时期党内专门论述党委会工作制度的文献。党历来都非常重视党委会制度的建设,自革命战争年代就不断结合国情与党情进行探索和实践,但是受战争环境的制约,专门论述党委会组织和工作制度的文献并不多。《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新形势下,党针对于抗战以来形成的党政军高度合一的战时集权体制的弊端进行自觉调整的产物。虽距今67年,这篇重要论述所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解决办法仍是真实而鲜活的。
无产阶级政党自诞生起就以铲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实现更彻底、更直接的人民民主为己任。成立初期,在政党组织形式上,他们普遍采取的是党的委员会制,即党委制,由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央至地方的各级委员会,领导权由委员会全体成员集体担当,内部实行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种形式虽然最能体现民主平等的价值观,但在险恶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却不利于形成党的思想与行动统一的政治局面。有鉴于此,1905年列宁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这是一种较具集中倾向的党组织活动模式。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建党模式建立起来的政党,在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上延续了民主集中制的党委制,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再交由群众执行。1927年9月“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四顾都是敌人围剿的环境下,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战时体制有效运行。王明“左”倾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后,取消了红军中的党委集体领导制,而代之以个人领导,家长专断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惨痛的教训。
抗战时期,为适应严酷斗争环境的需要,我们建立了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各级党委不仅是领导地方党务工作的党委,也是该地区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机关。党委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呈现出高度集权的特点,单一领导制组织原则和作风投射到党的运行之中。加上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处于秘密的“非法”状态,各个根据地也都处在分割的状态下,党委成员多由上级任命,党委会缺乏集中开会决定重大问题的条件,很多同志也不熟悉民主集中制的运用。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解放区开始连接成片,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全国胜利指日可待,党即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为了满足解放区人民的民主要求和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提升党的领导的科学化水平,保障党和军队在方针政策和行动上完全统一的任务被提上日程,此前各根据地建立的相对独立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与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
1947年开始,党和军队逐渐恢复了各级党委制。然而,刚恢复的党委仍遗留了此前较为浓厚的命令式领导作风,制度上缺乏对于党内权力制约的安排,集体领导形同虚设。毛泽东曾将这种弊端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二是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组织状态。纠正这些弊端,有赖于党委制度的建设。
1948年9月20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首次明确界定了党委制的概念,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确立了党内重大问题的会议讨论和决定的原则、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的原则。但决定不足600字,主要侧重规定党委会集体领导的方向和目标,对于如何召开党委会议的具体办法阐释不够。
切实可行的工作制度是领导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为了克服组织权力寡头化弊端,进一步完善党委会工作,建国前夕,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结论部分,列举了12条“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以不到3000字的篇幅,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将这些原则细化,落实为可操作的具体方法。后来这部分内容被单独列出,以《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为题,于1960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这套方法立足于政党权力的自我改良,明确了党委会组织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基本规则。涉及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党委会的组织秩序。规范了书记与委员、委员与委员之间的权责关系,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要能互相谅解,党内信息要上下互通。第二,党委会议的组织艺术和议事规则。开会内容提前通知,会议以精简、有效为要。第三,决策制定和执行举措上贯穿民主集中制的精神。要尊重和吸纳下级意见,抓住工作的中心环节,做到心中有数。第四,党委会工作中保持团结求实的工作作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力戒骄傲,划清两种界限等。
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夜,为了适应新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党自觉调整了革命年代形成的集中化的党内权力结构体系。从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的运行机制上入手设计程序,规范良制。致力于疏通党内民主的渠道,探索将党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建设纳入程序化、制度化的轨道。这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的民主政权建设提供了制度依据。第一,确立了党委会内部成员的民主平等关系。保证每一个成员言论和参与的民主权利,这是对此前将书记与委员的关系作为上下级关系对待的修正。同时还在组织方法中吸纳了一些现代管理的要素,客观的程序化的议事有助于消除主观臆断、长官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对党内民主生活的影响。第二,深化了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虽然党早就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组织原则,但是集中有余民主不足,毛泽东关于党委会工作方法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在民主条件下的集中和在集中基础上保护民主的基本逻辑,特别是在实践中纳入了平等原则、公开参与原则、讨论监督原则、纪律校正原则等原则,保障了党组织“一把手”不致于在行使组织权力时大权独揽,为所欲为。第三,加强党委工作中团结务实作风建设,主要鉴于将不同的人纳入同一班子工作,团结务实的作风是实现集体领导的前提和基础。这体现了将民主政治的基本元素植入党委会日常工作,从而为党内民主生长打下坚实基础的思考。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蕴含了丰富宝贵的思想内容,之所以能历久常新,是因为触及了那些超越时空、民族、国度的,带有普遍性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非但不会消失,还会随着历史境遇的变迁,不断改变呈现方式以新的面貌呈现。正如萨特评价马克思时所言——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因为产生它的情势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内。重视对这篇文献的学习,领悟经典作家在解决问题时所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寻找科学的对策建议,为我们当下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接续源头活水,是非常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