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平均增速处于第二梯队的省区中，三个地区所占席位大体相当
GDP平均增速处于第二梯队的省区中，西部占3个席位：青海、甘肃、宁夏，GDP平均增速分列12、13、18位；中部占4个席位：江西、湖南、内蒙古、河南，GDP平均增速分列14、15、17、19位，东部占3个席位：广西、江苏、海南，GDP平均增速分列16、20、21位。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10个省区中，除内蒙古GDP增长水平在“十二五”时期的波动性较大外，其他9个省区的GDP均保持相对较为稳定的增长水平。为此，对于该9个省区，今后如何更好地结合自身优势，来继续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应成为重点研究的问题。
内蒙古：对于内蒙古，我们发现，其GDP增长的波动性较大，主要与其经济增速于2013和2014年两年间出现较大的降幅有关，而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过分依赖资源的发展模式已经面临较大瓶颈。
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此前发布的研究报告《内蒙古“十三五”能源发展趋势与路径选择》中指出，内蒙古能源经济在经历了上一轮快速发展后，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煤炭产能过剩严重；煤炭与水资源浪费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根治；窝电问题突出；能源工业发展受水资源严重制约；草原生态破坏严重；电力的体制性矛盾突出；部分能源产业技术依然落后；碳排放难以遏制；煤化工发展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为此，对于今后的内蒙古，加快摆脱对资源的过度依赖，以产业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的稳步增长，应是转型发展的重点。正如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长期以来，内蒙古能源经济发展一直没有摆脱煤炭产业链为主的“传统路径依赖”模式。不但累积了大量资源生态环境问题，而且导致产业链单一、经济结构失衡，致使经济发展易受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面对完全变化了的需求市场和政策环境，内蒙古能源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要做出战略调整和转变。具体而言，应尽快从传统发展路径向清洁、创新发展路径转变。这其中包括：第一，在顶层设计上，要实现三个重要转变；第二，能源经济总体战略定位应是实施供给侧改革，控制煤炭产能；第三，增加绿色清洁电力比例，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第四，科学有序适度发展煤化工。技术是煤化工发展最为关键的环节，它直接决定项目的经济性；第五，构建内蒙古沿边国际能源经济合作带，培育我国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
此外，该报告还认为，中国进入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新阶段。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架构存在的主要缺陷促使全球能源治理正在经历一场变革。“中蒙俄经济走廊”将是内蒙对外能源合作的支点。内蒙古横跨“三北”地区，承东启西，口岸优势明显，与蒙俄经济互补性较强。
GDP平均增速处于第三梯队的省区（直辖市），全部为东部和中部地区，且东部地区所占席位最多
GDP平均增速处于第三梯队的省区（直辖市）中，中部占3个席位，吉林、黑龙江、山西，GDP平均增速分列23、26、28位。余下7个省市全部属于东部地区，包括山东、河北、广东、浙江、辽宁、北京、上海，GDP平均增速分列22、24、25、27、29、30、31位。
东北三省：值得一提的是，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上看，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东北老工业省份，以及资源型省区的典型代表山西省，GDP平均增速之所以较低，更主要与2014年和2015年两年间，四个地区的经济增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放缓有关。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一系列不利局面，如何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以及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这四个省份今后推动转型发展、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的重点和关键。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此前所指出的，东北经济下行除了行业冲击外，更深层次的还是体制问题。此番经济下行考验企业生存能力而非扩张能力，但东北国有企业这么多年没有很大改革，特别是大型国企改革，比起其他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生存能力和转型升级能力比较差。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东三省当前经济增速面临挑战，但对东北经济过度悲观与实际并不相符，也不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很多专家此前曾表示，尽管东北的能源、钢铁等部分传统产业低迷，但信息技术和医药健康等新兴产业正在兴起。“新东北现象”更多的是局部问题、结构性问题和转型升级问题，虽不容忽视，但属于“成长中的烦恼”，与当年的困难已不可相提并论。东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多年来使其产业结构偏向于资源型企业以及重化工业，其支柱产业包括装备制造、汽车制造、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化工等行业。在产业链上的位置靠前，“原”字号、“初”字号产品居多。产业类别偏“重”。东北经济也因此受国内需求影响非常突出，呈现出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具体来看，自2012年起，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持续回落，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伴随而来的是治理产能过剩和全国性投资大减速，这对东北的装备制造业、冶金、钢铁等支柱产业的冲击巨大，工业产品价格下跌让处在产业链上游的东北采掘业、初级产品制造业的利润大幅下降，利润的负增长又影响到了投资的热情。
不仅如此，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政此前在所撰文章中还表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东北同时正在迎来经济再腾飞的机遇。例如，吉林省在汽车、农产品、医药等领域优势明显，全省每万人中拥有科学家、工程师和在校大学生人数均居全国前列。东北是新中国的工业摇篮和共和国的“装备部”，装备制造业在世界上也有竞争力。“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计划为东北制造业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东北三省被定位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东北谋求新一轮振兴的重要抓手。
东北经济若要走出困境，李政认为，今后尤其应抓好四项工作。一是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简政放权，从财政、税收、金融及服务等方面为创新创业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使老工业基地成为创新创业沃土。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使国有企业焕发活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三是结合自身特点和区位优势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融入“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计划，改造升级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农业信息化和现代化。四是坚持多轮驱动，既依靠创新创业，又扩大政府基础建设投资、扩大出口和消费，合力拉动经济增长。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应采取措施吸引和留住人才，优化人口结构。
东部六省市：对于山东、河北、广东、浙江、北京、上海六个省市，经过改革开放后前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了我国省级行政单位中较大的经济体，而GDP平均增速在“十二五”时期的普遍偏低，更主要由于进入“十二五”时期后，这些省市的经济本身就处于一个相对较低但又较为稳定的增长水平。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与纽约、伦敦等发达国家的国际化大都市相比，这些省市在人均GDP水平上所存在的差距依旧非常明显。因此，如何更好地结合本地区实际，结合国家层面的总体发展战略与规划，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推进的过程中通过产业和科技创新等培育新的增长点以及新的内生增长动力，来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应成为该六个省市今后在发展过程中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城市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此前撰文指出，中国一批大城市成长为国际中心城市，面临着种种挑战。比如，上海与北京是中国城市的骄傲，基本跻身国际中心城市行列。但上海的专家选取1990年、2000年、2014年等时间段的研究证明，上海每一元固定资产所对应的增加值实际上是减小的。北京的万元能耗在上述6市中是最低的，然而也比绝大多数来自发达国家的国际中心城市要高。浓重的雾霾、水体污染等，都在降低大城市的吸引力、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国内80%的地级以上城市提出过要建国际中心城市的概念或口号，进取之心可嘉，但建立什么样的国际中心城市，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定位。
此外，冯奎还表示，一批大城市成长为国际中心城市，同样面临种种机遇，需要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比如，庞大的城镇化人口是大城市成长极其重要的动力；巨大的周边消费市场支撑着中国大城市的成长；“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帮助后起者实现弯道超越；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充分借鉴国际国内中心城市成长的经验与教训基础上，中国的大城市有可能探索出通过走出一条创新、绿色、智慧、人文的发展道路，在关键性领域发挥国际影响力，成为国际中心城市。
（执笔：栾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