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国家来讲，由于国家权力总是与社会团体互动并分享国家利益的。因此，从谋求利益的集团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角度看，它对国家是否能够兜住衰败底线，也有着重大影响。奥尔森曾经以分利集团理论探析国家兴衰的根源。他指出，一个稳定且不受侵犯的国家，分利集团总是试图控制国家权力，让其成为自己获利的工具。这样的集体行动逻辑，根本不像一些学者相信的那样，具有共同利益的公民会组织起来并依靠反映自己利益的组织机构来维护其共同的利益。不假，争取利益的集体行动，确实可能获得相关的利益，但相对于集体的每一个成员来讲，他们的实际获利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诸如工会、行业集团、农会、卡特尔、国会的院外活动集团为了分利，明显阻止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因为以集体行动谋求收入增加的分利集团，是不关心社会总收益或公共损失，结果当然伤害了国家的肌体。⑧可见，对国家兜住衰败底线和寻求持续发展来讲，规范分利集团的行动与限制国家权力的制度，具有同等重要性。
再次，在制约国家状态的社会机制上，需要整个社会提住向上的精神，不至于陷入谋求好处、拒斥责任的腐败状态。在探究国家兴衰根源的主题时，人们一般更为关注国家权力的腐败问题，并将之视为兜住国家衰败底线，谋求国家强盛的关键问题。就总体上讲，这样的断论是不错的。但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现代国家整体结构上看，无视社会状态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是一个需要警惕的偏失进路。一个社会的总体氛围，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会发生极大的影响：社会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努力与国家形成积极互动的结构，对声色犬马有一种自我抑制的能力，能够做到自主、自治与自律，对国家的健康发展就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力量；如果整个社会陷于萎靡状态，不仅缺乏积极有为的愿望与行动，也缺乏提挈国家精神状态与改善国家行动结构的能力，一味陷溺在不可遏制的私欲中不能自拔，完全丧失自主、自治与自律的愿望，那么国家也就被推向一个危险的境地。足以称霸世界的古罗马、英国与美国，基本上能做到国家与社会的积极互动。而古罗马晚期的危机频现、苏联以国家权力将民众限制在私域之中，造成公权以满足私欲为取向、私欲以绑架公权为目的的畸形状态，国家终于丧失了健康运转的可能，最后走向灭亡。
一个社会的向上状态，并不是指这个社会处在一种精神上十分亢奋、无法自我调整的疯癫状态。这是混乱的革命时期或紊乱的社会情景中才会出现的现象。一个令人期待的向上社会，足以让社会成员安心于日常生活，谨守内心秩序和法治秩序，但不失追求高尚的内心冲动和心存追求卓越的韧劲，并且愿意以组织化的方式积极介入公共事务，从而凸显一种公私生活兼得的良性局面，由此形成最有利于国家兜住衰败底线的同时，集聚国家发展的社会资源。对此，英美两国提供了积极经验，而苏联则提供了反面教训。苏联尤其是斯大林统治时期，国家完全击溃了社会，社会无从介入公共事务，于是反而寻求私欲的满足，结果公共权力的运作丧失了社会支持力量，变成了政治精英内部的恶性互斗，权力不仅私人化了，而且最终将国家运作所需要的起码资源消耗殆尽。
